“……我从前线回来时，头发全白了。我才二十一岁，却象个小老太婆。我挂过彩，受过震伤，一只耳朵几乎聋了。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相信你准会回来的，我白天黑夜都在为你祈祷呀。’我哥哥已经死在北方了。”
妈妈说：“无论是生儿还是生女，如今全一个样。不过，他到底是个男子汉，有义务保卫祖国。而你却是女孩子。我总在祈祷一件事：与其你受伤残废，倒不如被打死来得好……”
“我老家在切里亚宾斯克州（我不是白俄罗斯人，是后来我丈夫把我带到此地的），那儿有各种金属采矿场。只要爆破的小炮一响——爆破通常都在夜里——我总是刹那间就丛床上跳起来，头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随便跑到哪儿都行。这时妈妈就把我抓住，紧紧地搂在怀里，象哄小孩一样哄我。我好几次从床上一个跟头栽下来，去抓外套……”
屋子里暖烘烘的，可是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裹着一条厚羊毛毯，还浑身发冷。她继续给我讲：
“有一回，我们的侦察兵抓回一个德军军官：有见事他十分疑惑。就是在前些日子他阵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全都是脑门上一枪毙命。他说，普通的狙击手是没有这种手法的‘请你们告诉我。’他请求到‘这位神枪手是谁？我想见一见他’我们团长对他说：‘很遗憾不能指给你看了，那是个年轻的女狙击手，已经牺牲了。’她就是萨沙 施里亚霍娃，她是在单独执行潜伏任务时被打死的。使她遭殃的是她那条心爱的红围巾。她非常喜欢这条围巾，旧怎么也不肯取下它，结果在雪地里暴露了位置。当这个德国军官听到这一切都是一个女人干出来的时候，他垂下了脑袋，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们常常两人一组，在中间地带从早晨一直潜伏到夜晚，在战位上一动也不能动，眼里流着泪，手臂发麻，就连身子也由于紧张而失去知觉，真是难过极了。冬天尤其难熬，雪就在你身下融化。天刚破晓，我们就出发，知道天黑才能在夜幕下撤回。我们常常趴在雪地里，树梢上，蹲在棚子里或被毁坏的房屋顶上，一连十二个钟头甚至更长。我们在那儿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我们尽量靠近敌人选择监视点，中间只隔七百到八百米。有时连五百米都不到。”
“我不知道我们当时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反正上帝没让女人成为兵士。我在给您讲一件事情……”
“我们开始反攻了，推进十分迅速。但后勤部队被远远甩在后面，炊事车也被炸毁了，一连几天吃不上热饭，全靠面包干过活，大家舌头都磨破了，简直再也嚼不动那玩意了。”
“我的副手被地雷炸死了，于是我又带了一个新兵到前沿去。突然，一匹小马出现在中间地带。它真漂亮，尾巴特别柔软……它悠然自得地溜达着，好象周围什么也没发生，也根本不存在战争。我们听到德国人在嚷嚷，大概是从他们阵地上跑丢的。我们的战士也在吵个不休：
“它要逃走了，打死来煮一锅马肉汤就好了……”
“这距离冲锋枪打不着！”
大家看着我们：
“狙击手过来了。先请她们打吧……快打呀，姑娘们！”
“怎么办？我想都没想。抬手就开了枪。小马腿一软，横倒了下来，细声细气的嘶鸣着，声音随风飘了过来……”
“我在事后才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漂亮可爱的小马，我竟然一枪把它打死了，要拿它来煮汤喝！可当时，我听到背后有人在哭，回头一看，是那个新兵。”
“怎么啦你？”我问
“‘我可怜那匹小马……’她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好一个多愁善感的大小姐！可我们大家已经饿了好几天了。你可怜这马，是因为你还没有亲手埋葬过自己人。你不是不知道，我们要一天全副武装赶三十公里路。我们要杀德国鬼子，自己也得活下去……”
“我回头看那群刚才还在怂恿我开枪的男兵，他们刚刚还在大喊大叫，求我开枪。而现在一个个都埋头干自己的事，还有人用看怪物似的眼光看着我，好象我天生就是这么个铁石心肠的女魔头……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小动物，我上小学时，我们家的母牛病死了。为此我哭了好几天。妈妈担心我哭出病来，也跟着哭。可是那天，我竟然想都没想抬手就杀了一匹可怜的小马……”
“晚饭送来了。炊事员对我说：‘好枪法！今天菜里见荤啦……’他放下饭盒就走了。但是我们这几个姑娘坐在那里，根本没动一下饭盒。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噙着泪水走出掩蔽部……姑娘们跟着我出来，异口同声地安慰我。她们很快就各自端起饭盒吃起来……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啊……”
“每天晚上我们照例都要聊天。聊些什么呢？当然，要聊家庭，聊自己的母亲，聊已经开赴前线的父亲和兄弟。我们还畅谈战后将干什么工作，谈我们将嫁给什么样的男人，丈夫是否会爱我们，等等。我们的大尉连长故意逗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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