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哟，姑娘们！谁都觉得你们可爱，但是打完仗保准没人敢娶你们。你们打枪打得那么准，要是摔盘子准会摔中人家脑门心，还不把丈夫的命要了！”
“我和丈夫实在战争中认识的。我们是一个团的战友，他负过两次伤，一次震伤，在部队干了一辈子。整个战争他都坚持下来了。我的脾气他心里最有数。如果我大着嗓门说话，他或者毫不介意，或者默不作声。我跟他已经过了三十五年，两人心贴心。我们养了两个孩子，都念到了大学。”
“再对您讲些什么呢？……恩，我复员到了莫斯科。从莫斯科到自己家还要步行机公里。现在那里有地铁，可当时还是一片接一片的樱桃园和洼谷。有一道深沟很宽，我得穿过去。等我好不容易赶到那儿，天已经全黑了。不用问，我不敢在晚上过这条深沟。当时我站在沟边上，怎么也不敢往下走。不知道是该返回去第二天再走还是鼓起勇气穿过去”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好笑了“在前线时天天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什么可怕场面没见过？可现在竟然被一条沟给镇住了。看来残酷的的战争一点也没能改变我们的天性。我们从德国返回的徒中，在火车上，不知从谁的被囊里窜出一只老鼠。一下子全车厢的姑娘都乱了套，谁上铺的从高处倒栽了下来，哇哇乱叫。跟我们同路的大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说：‘你们都是拿过勋章的狙击手，人都杀过竟然还会怕耗子！’”
“算我走运，正当我在沟边上不知如何是好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在我面前刹住了。”
“我要去迪亚科夫村。”我说。
“我也正好要去那里”车上的小伙子笑着说。
“我钻进驾驶室，他帮我把皮箱拎上车。他瞧着我的装束和勋章，问道：
“你打死过几个德国人？”
我告诉他：“七十五个！”
他嘿嘿一笑：“吹牛！恐怕你连一个德国人都没见过吧？”
我突然认出了他是谁，
“科尔卡 契绍夫！是你吧？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系过红领巾？……”
战前我曾在母校当过少先队辅导员。
“你是——玛鲁西卡？”
“是啊”
“真的是你！”他停下了汽车。
“快送我回家吧，干吗在半路上停车？”我的眼睛了噙了泪水，他也一样，多么意外的相逢啊。
“到了村里，他提着我的箱子跑进我家，对我妈说：‘快，我把您的女儿带回来了！’”
“我回到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先要学会重新穿裙子和便鞋，我们在前线穿了三年长筒靴，习惯于扎腰带。笔挺的站着，而现在的衣服就象口袋似的套在身上。感到很不自在。我们对裙子已经感到陌生，因为老是长裤。晚上把裤子洗干净，然后压在自己身下，躺在上面睡觉，我们管这叫‘熨裤子’。但是冬天根本干不了，只能凑合着穿出去，结果在严寒中立刻就冻出一层冰壳子。别看我们回来了，穿着老百姓的服装，可一看到军官就禁不住想敬礼。我们吃惯了供应，回来后自己去粮店买东西，经常忘了给钱，拿了东西就走。幸好售货员熟悉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好意思提醒我们。过后想起来又难为情，第二天赶紧给人家补上，还要赔礼道歉……”
接下来这个故事，我实在是不忍心再看第二遍。战争对女性的伤害实在是太残酷了。
她沉默了，在这沉默的片刻，我提任何问题都是不合适的。
“我们在不太久之前，大概是七八年前吧，刚刚找到了战友玛申卡 阿尔莫西娃。在库尔斯克战役的一天，一位炮兵师长负了重伤，倒在胸墙外面，她爬过去救他。结果一颗炮弹在她面前爆炸，师长被炸死了，弹片则削掉了她的双腿…………。我们把她送到卫生营，一路上她不停的哀求我们：‘给我一枪吧，姐姐，给我一枪吧……”她就这样哀求着……苦苦哀求着……后来她被转送后方医院，我们则继续前进，返工。她从此便断了音讯。我们都不知道她后来到了哪儿，情况如何。我们无论往哪儿写信询问，都得不到回音。后来还是她当年在莫斯科七十三中的同学在远东的一个残废军人疗养院里发现了她。这些年她一直隐名埋姓，躲开所有认识的人，好让大家都以为她死了。期间她住过很多医院，动了几十次手术。连她的亲生母亲也一直以为她死了……这种事儿，您能想象得到吗？三十五年啊，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这就是战争…………我们后来把她接出来，参加老战友的聚会，我们安排了她的母亲来和她见面，母女两人在主席台上抱头痛哭，台下的所有人也都在哭……”
“现在我还常常梦见战争，不是钻掩蔽部，就是在炮火中转移阵地。醒来时，都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我实在不愿意去回忆……”
我以切肤之痛感受着这个裹着旧毛毯的瘦小女人内心深处储藏着的那种无法排解的痛苦。“孩子……”——她喃喃地说着，一边缓慢地把滚烫的双手伸过来，跟我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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