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二，孙可望到达北京。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
次日，顺治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就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万二千两，另外赐给府第、解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红极一时的人物。
孙可望降清，出卖西南军情虚实，使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最后失利。
清廷封他为义王。公元１６５８年（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七月，孙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孙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胜。
他忙向清廷打报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驿传把他那个当小兵的穷弟弟一家运来北京与自己团骤。
殊不料，这么一个微渺的请求，引来清廷御史一阵猛轰。参劾他的疏奏有理有据：“（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方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御史又称，孙可望之弟只是一个食粮兵丁，白身无官，这样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国家驿传？
看到劾奏后，孙可望五雷轰顶，赶忙上疏谢罪。兔死狗烹公元１６５９年（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
顺治皇帝虽然明知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
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
孙可望于惊惧之余，连忙上奏本解释自己放债的经过，并接着向顺治皇帝摇尾乞怜。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
“神龙失势，与蚯蚓同”。公元１６６０年（万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六月，孙可望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
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但以李定国为首的明军残部仍在边境地区坚持斗争。
清廷认为把孙可望虚有其名的义王封号撤掉并不符合当时的策略，因此，顺治皇帝特地发布了一件措辞大有讲究的圣旨。
公元１６６０年（万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１１月２０日，孙可望死了。
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
“随出猎被射死”；或者说
“封为义王，寻被酖”。公元１６６７年（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等前往福建，会同靖南王耿继茂、总督祖泽沛合议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
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者不问，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
孙可望死后，清廷赐谥恪顺，
“祭葬加隆”；同时命其子孙征淇袭封义王。几个月后孙征淇病死，弟征淳承袭。
公元１６６１年（万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吴三桂等领兵进入缅甸，永历帝被俘回昆明缢杀。
次年康熙改元，李定国也病殁于边境。孙可望家族已经没有多大利用价值了，清廷的
“恩典”也就逐步降格。公元１６６６年（康熙七年）朝廷下令将义王孙征淳的年俸由五千两减为三千两。
十一年，孙征淳病死，其弟孙征灏请求袭封。经议政王、大臣会议，降封为慕义公。
孙征灏死后，其子孙宏相再降袭一等轻车都尉。公元１７７１年（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
人物评价出卖南明永历朝的孙可望之作用不亚于郑芝龙。孙可望兵败交水（今沾益）后，于是彻底抛弃大西军的抗清事业，十月，仅率二十几员将领及数百名兵卒赴长沙降清。
他尽吐永历朝虚实，
“以雪望深仇”，并奏请发兵进取西南，愿
“偕诸将进讨”，以
“效奉国初心”。由于孙可望的叛卖，永历朝的底细全部暴露，而最终被清朝消灭。
轶事典故十八先生之狱公元１６５２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孙可望迎永明王朱由榔（即永历帝）入贵州安隆所，改安隆所为安龙府。
此为永明入安龙之始。公元１６５１年（永历四年、顺治八年）三月初六，南明将领孙可望杀害了明桂王朝廷的１８个大臣，史称
“十八先生之狱”。
“十八先生之狱”这一事件还得从公元１６５２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冬说起。
孙可望派人把永历皇帝朱由榔接到他自己的势力范围——贵州安隆所，改名安龙府，作为南明的行在，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目的。
孙可望在贵阳设立了内阁六部，建立太庙和社稷，制订朝仪。他名义上是建立南明永历王朝的秩序，实质上是为将来的篡位做准备。
公元１６５４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初，永历皇帝慑于孙可望的威逼，在大学士吴贞毓等人的支持下，秘密写信给出征在外的李定国，请求回来护驾。
这个消息被宦官马吉祥报告给孙可望，他在盛怒之下，严刑拷掠诸臣，并胁迫永历帝下诏处死吴贞毓等１８位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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