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都统耶律余睹、萧干率兵平叛。郭药师等人杀了罗青汉数人，接受招安。
辽从中选出2000人编为四营，任命郭药师、张令徽、刘舜仁、甄五臣各自统领。
剩下6000人分送各路为禁军。为了彻底解决怨军的问题，耶律余睹向萧干建议：“前年两营叛，劫掠乾州，已从招安；今岁全军复叛，而攻锦州。苟我军不来，城破，则数万居民被害。所谓怨军，未能报怨于金人，而屡怨叛于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杀净尽，则永诀后患。”[2]但萧干不同意，认为
“亦有忠义为一时胁从者，岂可尽诛杀之？”[3]郭药师等得以保全性命。
于此，郭药师性善多变，反复无常的特点已初露端倪。而怨军也确如耶律余睹所说，成了辽的后患。
保大二年（1122）三月在金兵的进攻下，天祚帝逃奔夹山，耶律淳留守南京，改元建福，史称北辽。
耶律淳改怨军为常胜军。因
“药师年少壮，貌颇伟岸，而沈毅果敢，以威武御众，人多附之。初以武勇四军荐授殿直，从征女真，积前后功”，[4]故升郭药师为都管押常胜军、涿州留守。
四月，宋以太师领枢密院事童贯为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率兵10万进攻北辽政权。
由于徽宗的牵制及宋将的无能，宋杨可世部及辛兴宗部先后为北辽耶律大石、萧干所败，
“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相枕籍不可胜记”。
[5]六月，耶律淳病死，其妻萧普贤为皇太后称制，北枢密使萧干专政。
七月，宋以刘延庆为都统制，率军20万再次向北辽用兵。这时，北辽政权已内外交困，此前太尉李处温父子潜通童贯被处死，而
“当燕王僭号之初，汉军多而番军少，萧干建议籍东、西奚二千余人及内外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剌司”。
[6]已对汉人不再信任。至此，萧后和萧干等人惟恐汉人尤其是常胜军为变，
“将谋之”。[7]郭药师急召所部，鼓动他们投宋。于是
“万口喧呼，无不响应，遂囚监军萧余庆等，乃遣团练使赵鹤寿帅精兵八千，铁骑五百，一州四县奉使来降”。
[8]郭药师的降宋，使北辽失去了一支重要武装。经文武百官的商议，萧后迫不得已向宋、金同时奉表称臣，以维持苟延残喘的局面。
宋之厉阶郭药师降宋之时，上了一道极富感情的降表。他首先表达了自己对宋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同时说自己本来对辽忠心耿耿，但萧后却报之以怨，降宋实在迫不得已。
由于郭药师对辽情况的熟识及他拥有常胜军这样一支重要武装，故宋任命他为恩州观察使并依旧知涿州诸军事。
同降的常胜军首领张令徽、刘舜仁、甄五臣、赵鹤寿等也各升迁以抚之，隶属于刘延庆部。
接到北辽的降表后，徽宗以为收复燕京在即，迫不及待地改燕京名为燕山府，并促令刘延庆从速进军。
刘延庆采纳了郭药师的意见：趁萧干的主力在前线，以轻骑突袭燕京，必能得到城内汉人的响应，燕京必取。
于是命郭药师率常胜军千人为先锋，杨可世、高世宣等随后。药师部将甄五臣率了解燕京情况的常胜军50人夹杂在入城的城郊居民中夺取迎春门，大军继入，燕京7个城门分别派将领2人率兵200守之。
这时似乎燕京归宋必矣。但在这关键时刻，宋将非但未安抚城中百姓，反而下达了一条错误命令：尽杀城中契丹、奚人。
并且宋兵纪律紊乱，到处酗酒抢劫，引起了强烈反抗，而萧后也命令萧干火速回援。
这样，宋军苦战三昼夜，外无援兵，仅郭药师、杨可世及数百士兵侥幸得脱，高世宣等大部将士战死城内。
这次奇袭燕京，郭药师的计谋不可谓不高，但是由于宋兵的纪律紊乱，错误的民族政策，将领之间重重矛盾及主将刘延庆的懦弱无能，致使功败垂成，收复燕京成为泡影。
随即刘延庆烧营自溃，辽军进击，宋兵大败。至此，宋的两次攻燕之役都告失败。
尽管战争失败，但徽宗仍对郭药师恩宠有加，
“进安远军承宣使，十二月，拜武泰军节度使。（宣和）五年（1123）正月，加检校少保，同知燕山府。”[9]六月，召其入朝，赐给宅第姬妾，又在后苑延春殿亲自召见，
“药师拜廷下，泣言：‘臣在虏，闻赵皇如在天上，不谓今日得望龙颜。’帝深褒称之，委以守燕，对曰：‘愿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绝燕人之望，变色而言曰：‘天祚，臣故主也，国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毕命他所，不敢辞，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愿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10]郭药师的这番表演，深得徽宗赞赏，赐给他两个金盆及一件御珠袍，并官加检校太傅。
宣和五年（1123）三月，依照原宋金
“海上之盟”的规定，金向宋交割燕京及附近六州，金依据原约
“将松亭、榆关外民户归国数内，索取常胜军帅郭药师等八千余户，元系辽东人也”。
[11]而宋认为将燕人代替常胜军归金，则不但常胜军可以保留，而且又得到了燕人的土地田产，用来供养常胜军，不用国家再出钱粮，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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