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谈判后，李鸿章即起草电文，请旨定夺。夜十时，发电总理衙门，将白天谈判情况告知。并称：“(日本)乘胜贪横，悍然不顾，实非情理能喻。伊请三日回信，倘不准，定即添兵。广岛现泊运船六十余只，可载兵数万，小松亲王专候此信，即日启行。鸿力竭计穷，恳速请旨定夺。”注19同一天，总理衙门也有电致李鸿章，转告电旨曰：“请预示允添之处，却难即时悬定，仍在李鸿章相机因应，视其情词缓急，以为迎拒之方。彼既垂涎金州之矿，台湾此利尤巨。该大臣既与力争两地土地，能允固善；必不得已，或许倭以矿利，而土地人民仍归我有。此姑备一说，无非为保全境土起见。”注20
李鸿章于四月十一日收到此电，当即复电云：“金州已据，固难争回；彼垂涎台湾甚久，似非允以矿利所能了事。”注21日方阅清廷与李鸿章往来密电，知尚不肯遽然允诺日方条款，遂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第五次谈判的次日，即十一日，伊藤博文致函李鸿章，声称：“所有昨交和约条款，实为尽头一著。中国或允或否，务于四日内告明。其四日限期，系从昨日算起。”并在函尾附加数语曰：“战争之为物，无论在战斗的措施上或在战争所生的结果上，均有进无止，所以请阁下勿认为今日可侥幸得到日本允诺的媾和条件，至后日亦仍可得允诺。”注22当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伊昨面谈，话已决绝。今又来此函，似是哀的美敦书。应如何应付之处，伏候速示遵办。”注23十二日，李鸿章复函伊藤，以日方改定和约条款后，仅谈判一次即作为尽头条款，使中国使臣无陈明国家意见之机会，仍要求对让地、赔款两项酌为减轻，并再会商一次。日方不愿再费唇舌，决定强硬到底。因此，伊藤于十三日再致李鸿章一函，强调实已让到极处，无可再让。
当日，李鸿章接总理衙门转来电旨称：“伊藤连日词气极迫，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一面电闻，一面即与订约。该大臣接奉此旨，更可放心争论，无虞决裂矣。”注24他知道此时徒然辩论，决无转圜之余地，倾向于即与订约，因复电称：“若议不合，必至决裂。察看近日日人举动，已遣运兵船二十余艘，由马关出口赴大连湾，并令德、美观战探事人随从往前敌，其意可知。恐非即与订约不可，不得不先奏明。”注25此电发后，李鸿章派伍廷芳往晤伊藤，伊藤又大施恫吓，声称：“恐不待停战期满，已先开仗。”并扬言：“广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督队继进。若再商改约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议决裂此约中止办法。”李鸿章见伊藤紧逼不放，不敢怠慢，即致电总理衙门代奏请旨：“其愈逼愈紧，无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订条款定约，免误大局。乞速请旨，电饬遵办。”注26十四日，再次致电总理衙门称：“伊谓‘……姑候至明日四点钟晤面定议，过期即作罢论。’事关重大，若照允，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注27君臣皆惟恐京城不保，于十四日、十五日连复内容相同之两电，谕李鸿章即可定约：“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注28”李鸿章既奉最后谕旨，马关缔约之事乃定。
四月十五日下午二时半，中日全权大臣在春帆楼举行第六次谈判，双方参加的人员同上次一样。这次会议原定于十四日下午四时举行，因李鸿章要等最后谕旨来到，故请求延期至十五日下午。这次会谈的时间很长，直到下午七时半才结束，整整谈了五个小时。李鸿章不惜再三恳求，日方却丝毫不肯相让，只在个别细节作了一些改动。因日方掌握了中国的来往密电，“知李已觉察日本的决心不可动摇，故请北京给予最后训令，北京政府亦迫不得已而许李鸿章以权宜签字的权限”，所以胸有成竹，决不肯作丝毫让步。对此，陆奥宗光写道：“会见的时间虽长，散会时已到上灯时间，而其结果，他惟有完全接受我方的要求。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注29最后，乃商妥签订日方提出的媾和条约，定于四月十七日上午十时签约。
在整个马关谈判期间，特别是日本提出媾和条约底稿之后，清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争取列强的支持。清廷接到日方约稿条款的当天，即将日本索款、割地要求密告各国公使，并将李鸿章电报中“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唯有苦战到底”之意相告。同时，指示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和驻英法公使龚照瑗，与其驻在国政府频频接触，以探听其意图。实则寄希望于列强阻止日本对中国的领土要求。
清政府之求助于列强，日本政府当天便得到了情报。它根据西方国家的反应，确定了三点意见：一、坚持对割让台湾、澎湖的要求；二、为了减少对俄国的刺激，将奉天省南部的割让地适当收缩；三、将三万万两的赔款减少三分之一，以缓和一些西方国家的不满情绪。日本第二次提出的改定条款节略，正是根据这三条原则来改定的。可见，日方对最初提出的媾和条约底稿所以能稍有删改，完全是日本政府从缓和与西方国家矛盾的需要出发的。李鸿章认为这是他“力与坚持，多方开导”注30的结果，未免低估了日本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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