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之文艺谈
近有日人某君往访湖南名士叶德辉，谈及文学戏曲之事。叶君云：“说文为一种东汉人实学，不可以钟鼎铜器篆籀目之。研究此书，最要之门户，前清乾隆时儒者似犹未知，日本人亦罕有精造者，然其学甚难，鄙人于此，已研究三十年矣。顷如剧曲，亦极难学，恐不能输入日本。盖中国人情风俗，方言皆与日本不同，不能仅如诗文之同文也，王国维有曲考十得六七，然在日本人，则恐难洞晓其源流，现今戏曲之脚色，还不如二十年以前，此等歌舞之事，亦随文治为盛衰。近十年以来，政府不注重文学，故此等戏曲现时知音者甚稀也。目今第一唱工为谭鑫培，第二则刘鸿升。谭本老脚，喉音清转，尚有先正典型；刘则自作聪明，不知停顿、开合之妙。每听其音，辄为之心急生惧，以其唱时忽高忽长，恒恐其不能落韵合拍也。此种弊病，致使听者衷曲不畅。至于秦腔，则其音躁急，令人听之心烦矣。”
◎辜鸿铭之愤慨
辜鸿铭精通十数国文字，于西洋史学诗歌，尤研究不遗余力。在欧西各国，颇著文名，所译之四书，亦传诵一时。前为张文襄幕僚，以刚直为张所器重。所著《尊皇篇》一书，盛称慈禧太后之才能，可比英后维多利亚，见者无不奇之。前清宣统初年，南洋公学校长唐慰芝先生，聘为教务长。武昌起义时，尝著论刊登字《林报》，力诋革命，当时人皆非之，因受南洋学生之排挤，即字《林报》之记者，亦谓其读书太多，神志不免淆乱。前年入京为奥国使馆及五国银行团翻译，旋充英文《京报》记者，著作虽不多，觏而精美异常，读之殊为有味。其后因中国妇女问题，辜深以中国新流行之风俗为不佳，致与《京报》记者陈友琴大起辩论，尝见其刊登英文《北京日报》，诗中有“千古伤明妃，都因夏降夷，如何汉臣女，亦欲作胡姬”之句，亦足见其痛恨切齿于女界新人物之一班矣。近闻清幼帝拟聘一英文教师，此项教师颇难得人，缘所定资格极严，必为中国人曾为前清官僚，富有旧思想，学问又深邃者，方为合格。辜有被聘之望，然彼虽精于各国语言，文字往往以旧脑筋发新议论，总觉不合时宜，而辫子至今未剪，亦为一般。学者所诧异，今民国极有名望之人未剪辫子者，大约不过上将张勋及国史馆长王运耳。辜之不剪辫子与若辈大老同一观念，诚可异也。
◎创议复辟之健将
劳乃宣自青岛战事发生后，原拟前游曲阜，谒圣庙，拜孔林，再往泰山读书高隐。嗣以山居虽佳终嫌荒凉，漱石枕流之风言之似易，行之实难。况又身历宦途，饱尝繁华之滋味者乎！故不得已暂居济南，缘劳之快婿孔幼云氏，亦圣裔也，方由曲阜移家历下。其子孔祥柯亦崭然露头角者（前省议会议长，现财政部参事处行走），乃于公园之东南角，辟地鸠工，筑西式楼十余间，为劳读书之所。其地虽近尘市，而前临青山，北俯黄河，桃李成蹊，杨柳垂荫，每至天清气朗，园内游人来往如鲫，见红瓦鳞鳞，无不知为劳先生之高卧处也。劳之性情，尚崛强如故，除终日三餐外，即执笔作书，皆痛斥时局，恭颂先皇圣明之文字也。所著有《正续》、《共和解》二书，其后即根本此书，谬议而倡复辟之说也。
◎王序与谭贝勒齐名
王爵生，莱阳人，清法部侍郎。虽非清流，而颇奉公守法。任京曹十余年，无所表见而以善书之名洋溢于京城之中。凡银号、钱庄、酒楼、茶馆、绸缎布店、洋广杂货之牌匾、对联几无一非王之笔迹。有滑稽者为作一对语云：“有匾皆书序，无腔不学谭”。序即王名，谭谓谭鑫培，即大名鼎鼎之小叫天也。语虽近谑，亦系实录。然考王之书法，骨格低下，实无可取，力摹翁覃溪，亦仅得其迹象而失其精神。其同乡徐仁甫太史尝谓之曰：“子非善书，乃好写耳。”又云：“爵生之字好似街头岗警植立，如木偶神笔索然矣。”曹竹铭殿撰亦谓之云：“汝终日在绸缎里头作生涯。”盖谓王善写绸缎、银钱福禄喜寿等字样，且日与商贾来往也。闻者皆传为笑柄，足以代表王之生平。光复后，王移家天津，旋至青岛居焉。年余以来，更大写而特写。前之牌匾大字仅见于京城者，今则流传于青岛矣。性极顽固，于时事不甚通悉。其所亲有劝以入仕途者，王漫应之曰：“今尚可为国乎？直骗局耳！”黄县淳于君与王有戚谊，其子肄业法政学校。一日谒王，王瞿然曰：“尔亦至此乎？”谓其剪发也。其顽腐如此。日德战事发生，王携眷到济南，寓于城内葛贝巷。日军到济，王又将眷属送至天津，己则留于济南，栖栖遑遑徒自苦耳。
◎斯文又弱一个
参议院参政杨惺吾先生守敬于民国三年逝世，兹特将先生事迹详志之。先生湖北宜都县人，同治壬戍科举人，曾任黄冈县学及黄冈府学教授，选授安徽霍山县知县，由张文襄改保内阁中书，历充礼部礼学馆顾问、出使日本大臣随员、湖北勤成学堂、存古学堂、总教两湖书院、分教通志局编纂等职。民国成立，充参政院参政。卒后，追赠少卿。生于道光乙亥年，卒于旧历乙卯年，享年七十有六。
先生二十三岁即举于乡，往来南北，所与游皆当代名人。生平著述甚富，经其考订刻行及题跋之碑帖不下数百十种，就中如《日本访书志》、《续补寰宇访碑录》、《隋书·地理志》，考证《水经注》，考证诸书，尤为精心之作。此外就所见宋元板本，古书刻有留真谱若干卷，题跋碑板考证文字及诗文杂稿有晦明轩稿若干卷。而尤以《水经注》疏稿本数百卷，补正全谢山戴东原诸家之纠误，为先生生平用力最勤考证极精之书，徒以卷帙繁多，无力刊刻。新会梁先生任司法总长，时曾将先生著述数种代呈总统，总统许以由公家出资刻布。先生亦自言，若亲见此书出版，即死亦瞑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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