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带来了两本书，一本是他的散文集《西部生命》，另一本是张建伟的长篇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张建伟是《中国青年报》社的编委，也是范长江新闻奖和鲁迅文学奖的双奖获得者。《蝉蜕的翅膀》一书是一部介绍当代青年先进模范人物中的杰出代表、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青海油田的高级工程师秦文贵事迹的书。刘元举详细地向我介绍张建伟的《蝉蜕的翅膀》一书抄袭和剽窃了他的《西部生命》一书的事实，其剽窃内容多达60余处。
随后，刘元举向我咨询了关于张建伟的行为是否构成对他著作权的侵害等相关的法律问题。出于我多年的律师职业经验和对双方当事人负责任的态度，考虑到他们双方都是名人，我提议，对于这个涉及民事纠纷的案件，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让他们通过非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因为诉讼要经过若干严格的法律程序，对当事人来说毕竟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也会给对方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和舆论影响，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走上法庭为好。
刘元举同意了我的建议，他也曾企盼张建伟能来主动的赔礼道歉，并了结此事。然而，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使得刘元举不得不选择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
既然事已至此，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然是律师的责任，我决定接受委托，担任刘元举诉张建伟侵害其著作权的诉讼代理人。我将涉及此案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特别是用了几天的时间仔细阅读了《西部生命》和《蝉蜕的翅膀》这两本书，并对刘元举所列剽窃事实内容及归类对照再一次作了认真的核对，对侵权的事实及内容有了准确的了解，为诉讼作好充分的准备。
在经过反复认真的研究后，我为刘元举起草了《起诉状》，经刘元举同意，提出了请求判令被告张建伟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支付侵权赔偿金8万元人民币这三项诉讼请求。
2001年1月8日我来到了北京，刘元举在此前已先期到北京，当晚我们召开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到场的十几位记者大都来自北京的媒体，也有我们当地的《辽宁法制报》的记者参加。
第二天上午，我同刘元举一同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时我们所以选择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是因为本案张建伟侵权行为的实施地和侵权结果的发生地均在北京。同时据我们了解，张建伟身为《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也长期居住在北京。又因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是北京受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指定法院，所以本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归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于是我们向法院递交了对张建伟侵犯著作权的起诉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受理了此案，并向我们送达了《案件受理通知书》。
至此，长达三年的艰难的马拉松式的诉讼也就开始了。
新闻发布会后，《辽宁法制报》是第一家刊出张建伟《蝉蜕的翅膀》抄袭《西部生命》的消息的。而北京的报刊，只有《北京晨报》一家刊登出题为《刘元举告〈蝉蜕的翅膀〉抄袭 》的消息，其他报纸都没有刊登出来。后来有的记者给刘元举打来电话，言称文章写好了，因为是报社领导接到了上边的一个电话通知，明确指示不允许刊发刘元举告张建伟抄袭这个案件的消息， 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某报社主任说，他们主编给他们报社中层干部开会时传达了上边的这个电话通知。
刘元举刚从北京回来后，就陆续被单位领导和上级领导找去谈话，还经常接到电话，都是劝说他放弃这场官司，甚至还提到让他考虑考虑安定团结，使他在思想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好在众多的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开始对本案给予了关注，许多网友在网上对本案发表评论，谴责张建伟的抄袭剽窃行为，支持刘元举的维权行动。
管辖权，一波三折
法院立案后，一直没有消息。
2001年2月5日，我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阅卷，审判员向我送达了张建伟向法院提交的《移送管辖申请书》。张建伟提出：“贵院受理的刘元举与我的著作权纠纷，由于刘元举不知道我的户口和住所都在天津，误以为我在北京有住所，而实际上我在北京没有住所。我的住所在天津……与我身份证上的地址完全一样，请求贵院将本案移送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或……区法院进行审理。”同时，张建伟还附上了其本人的身份证和户口薄复印件。从其提供的身份证和户口薄复印件上看，张建伟的住所地确实在天津，但这对本案的管辖并没有影响。为了搜集证据，为今后的诉讼作好准备，我又来到了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发现《蝉蜕的翅膀》一书仍在这里销售，于是我买了一本《蝉蜕的翅膀》并开据了发票。
《西部生命》说法(2)
回到沈阳后，我把张建伟提出移送管辖申请的情况告知了刘元举，刘元举关切地问我，管辖地是否存在问题，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本案应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是没有问题的，但按照诉讼程序要求，我们需要对张建伟的《移送管辖申请书》做出答辩意见，以便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管辖权争议时，能综合考虑双方的意见，以确定本案究竟由哪个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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