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曲”，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
的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
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
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
“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
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
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
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繁芜之失。因此，刘知几主张
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
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
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又
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
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病。
他例举三传不学《尚书》之语，两汉多违《战策》之词的例证，反对撰史因袭古人
词句，以记述后世言语，而提出使用“当世口语”撰史，以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
的要求。这些主张都有借鉴的价值。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
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
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
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
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
者宜善思之！”
其三，关于历史文献学。《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
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
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
簿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
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
《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
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古》一篇，就条列10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
而《惑经》对《春秋》的批评，竟达12条。总之，《史通》所论范围极其广泛，以上概
括为主要的三方面，当然不能包括其全面。
应当肯定的是，《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
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刘氏的思想及其历史观，有几点是值得重视
的。例如：他反对“历史的宿命论”，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
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杂说》篇等文中有所论述。他也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历
史观。在《称谓》篇、《编次》篇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
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至于他敢于怀疑，则史料因此纠正，敢于非圣，则成见因此打
破，这些都是他的科学精神。
当然，刘知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史通》中有维护封建名教，诬蔑农民起义等
论述，这说明刘氏也没有超出封建史家的立场和观点。
66 《文史通义》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史通》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间，
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继宋元
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
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
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酷爱文史
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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