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
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毫州等方志。晚年，
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章
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
章学诚为什么撰写《文史通义》呢？由于他对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成就，
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们有益的东西。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
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
自序》）在章氏看来，刘知几、郑樵、曾巩在史学上各有优点，但却不全面，所以他才
写《文史通义》，吸前人之长，加以补充发挥。应当说，章氏的史学观点，正是发展了
刘知几等人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会末期比较完整的史学体系。
《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
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
内篇增1卷，又增《补遗》8篇。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刘刻本排印，又附增《补遗续》5
篇。另外，旧本《文史通义》卷前刊有章学诚次子华绂写的序文一篇，刘刻本未载，解
放后排印本补入。
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
为止，历时20余年。由于版本不同，我们只好综合不同版本的内容，将其涉及史学理论
的主要内容，简介于后。
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
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
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
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章氏提出“六
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
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
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
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
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
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
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
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
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
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
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
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
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
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
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
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
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
实。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
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
的基本条件。
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
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
述”与“纂辑”（《博约中》）。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前者指史家的
“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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