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曹魏时的西门豹祠旧址都是无法肯定的，还用之作为坐标来认定西高穴墓葬是曹操高陵，是不是很滑稽？
或许有“挺曹派”学者会认为，临漳县文物保管所征集到的西门豹勒石原出土地，就是在曹操墓发现的安阳市安丰乡境内，当时，是由在安丰乡打工的临漳时固村村民用拖拉机将石刻运回村的。就算此勒石真是在安丰乡境内出土的，但还是不能说后赵石虎所修西门豹祠是在原址。如果说是，考古发掘证明呢？没有，都是推测吧，谁也未见到。
第48节：◇ 来源不明：旁证不可作为直接证据
◇ 来源不明：旁证不可作为直接证据 认定西高穴墓葬是曹操墓的第五点理由是，“有附近出土文物的旁证”。
这一旁证，就是在曹操墓争议过程中充当重要角色的鲁潜墓志。此墓志的出土经过，在本书前面章节中已有叙述，不再赘言，这里重点讲述一下此墓志的可信程度。
鲁潜墓志最重要的信息在后面几句：“（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
西高穴墓葬离鲁潜墓志出土地方不远。鲁潜死于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距曹操去世时125年。有学者因此认为，鲁潜墓志所记载的资料应该是非常可靠的。
这一观点也仅仅是一家之言。125年的时间，期间经历了西晋、汉、前赵、后赵等多朝，邺城一带战火四起，除了西晋前几十年安稳点外，后来都是兵荒马乱。而更重要的是，曹操墓在曹魏存在的年间，已被毁去了地面建筑，没有标记。一百多年后的鲁潜时代人，是怎么知道那地方是曹操墓的？以刘心长先生的观点来说，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听说的”。这样的事在民间很多，大家都说那个地方是某某的墓，大家就都这样认为那个地方是某某的墓，刻写鲁潜墓碑文的师傅很可能就是这样知道的。
或许有人会说，后来唐太宗李世民还谒祭过高陵呢，而且“自为文祭魏太祖”。李世民的祭祀行为很可能是象征性的，并没有真正去谒陵，要知道，曹操墓没有墓碑，又无地面建筑，怎么谒？
再说回来，就算笔者以上所说的不成立，那么鲁潜墓在哪儿呢？鲁潜墓志可不是从鲁潜墓中正规考古发掘出来的，而是在地里挖出来的。鲁潜墓志在这个地方出土，本来就有人怀疑，认为此墓志很可能是假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地村民徐玉超发现鲁潜墓志的经过是不真实的。
可能正是因为鲁潜墓志存在这样的不确定性，在最后认定西高穴墓葬主人是曹操时，领队潘伟斌先生向媒体陈述观点时，不像刘庆柱先生一开始那样，将之当成直接证据，而仅作“旁证”。
但是，鲁潜墓志的发现还是很有作用和意义。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教授黄震云在与笔者做客凤凰卫视时，表述了这样的观点：鲁潜墓志可以作为寻找鲁潜墓的线索，而不能成为认定曹操墓的证据！
第49节：◇ “魏武王”不止一个
◇ “魏武王”不止一个 认定西高穴墓葬是曹操墓的第六点理由，是“称谓相符”，这同样是争议较多的一条。
所谓“称谓相符”，就是指墓中出土物铭文上有“魏武王”三字，与曹操称呼相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卷一）：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丙申，天子策命（曹）公为“魏公”。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夏四月，天子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病死后，谥“武王”。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十月，曹丕代汉建魏，称帝，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潘伟斌先生认为，曹操的爵位先为魏公，再为魏王，再为武王，后为武帝，是一个脉络十分清晰的过程。“魏武王”是短暂时期的称谓，因为曹操封国为“魏”，故称“魏武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曹操的爵位变化确实很清晰，但叫“魏武王”，《三国志》上从不见记载。
笔者对《三国志》进行了全文检索，皆无“魏武王”的称呼。但在之后的史书中，倒是查了出来，如《晋书》上有三处，称曹操为“魏武王”： 《晋书?律历志》（卷第十六）：“魏武时……更相诉白于魏武王。魏武王取玉所铸钟杂错更试……”
《晋书?五行志》（卷第二十八）：“魏武王薨。”
另外，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上，也查到了有四处，称曹操为“魏武王”。
因此，对于曹操是否可以叫“魏武王”，看来没有必要争论了。
那么，“魏武王”是不是曹操的唯一专用称呼？不是。
邺城有“六朝故都”之称，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先后将邺城当做国都。这一带的六朝遗迹，如古墓葬、古城址很多。曹魏时期的邺城（北城），有闻名于世的铜爵台、金虎台、冰井台，并称“铜雀三台”，现在仍可寻。
在六朝间，除了曹操外，至少还有三位历史人物可以叫“魏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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