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冉闵（约公元322-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魏君主，也称“染闵”，字永曾，小字棘奴。内黄（今河南安阳境内）人。公元350年，建立“大魏”政权，史称“冉魏”，地域就在邺城一带。冉闵遭前燕君主慕容处死后，被谥“武悼天王”，简称“魏武王”。
另一位是姚襄（公元321-357年），十六国时期人，字景国，封地羌人，时羌族首领姚弋仲第五子，后秦开国君主姚苌之兄。前秦永兴元年（公元357年）五月，姚襄图谋关中，前秦君主苻生派苻坚、邓羌出战，将姚襄擒获斩首。姚苌当了前秦皇帝后，追谥姚襄为“魏武王”。
再一位是高欢（公元439-589年），北朝时鲜卑化的汉人，北魏权臣，祖籍渤海（今河北景县），世居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境内）。北朝共历五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以“魏”为国号的共有三个。高欢是病死的，终年52岁。死后葬于邺城附近，东魏孝静帝元善见赐谥号“献武王”，也可称作“魏武王”。
高欢与曹操一样，后来也被追封为皇帝。公元550年五月，儿子高洋（文宣帝）代魏称帝，建“齐国”，史称“北齐”，追封父亲高欢为“献武帝”，庙号“太祖”，陵号“义平”。
上述“魏武王”都与邺城有关，都在邺城一带有过活动。既然存在多位“魏武王”，那西高穴墓主是曹操的认定，就没有唯一性。
关于三位“魏武王”哪位可能是西高穴墓主，除高欢的墓地史上记载明确，名“义平陵”，在江北磁县城南，其他两位，将在本书后面再细说。
第50节：◇ 埋地雷：“希望不是造假的文物”(1)
◇ 埋地雷：“希望不是造假的文物”
认定西高穴墓葬是曹操墓的第七点理由，是出土了能证明墓主是曹操的“铁证”。
在“挺曹派”九点理由中，只有这一条是直接的，最有证明力的，当然也是最关键的。相应的是，“反曹派”对这一点的质疑声也最高，处于风头浪尖上的出土物是“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石牌。
西高穴墓葬在发掘过程中，共出土了五十多块铭牌，其中刻有“魏武王”三个字的铭牌有七块，以刻有“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的石牌最为完整，出土于墓的前室。
潘伟斌先生称，“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考古发掘位置明确，为考古队员亲手发掘出来；信息准确，是墓主身份认定的直接证据。但是，潘在早先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牛亚皓采访时，当面承认，直接证据是从盗墓贼手里拿到的（见本书前面内容）。
因为这个报道，外界对曹操墓出土文物的真实性曾深表怀疑。质疑声中，以北京收藏界著名人士马未都先生最大，也最具代表性。马认为，判定此墓为曹操陵墓两件最有力的铁证并不是考古正规发掘，而是从盗墓分子手中缴获的，“希望不是造假的文物”。
河北籍文化人士闫沛东则称，西高穴墓葬出土文物可能是假的，有可能有人“埋地雷”。
“埋地雷”是收藏圈的形象说法，意思是说，将文物甚至赝品重新放至古墓中，然后再从墓中“发掘”出来，以增加出土文物的分量和市场价格。“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虎大刀”，就不能排除是从社会上倒流到陵墓中的。
在外界普遍质疑的情况下，包括潘伟斌先生本人，不再称认定曹操墓的直接证据是从盗墓贼手中追缴的，而称直接证据是考古队员亲手发掘出来的。
个中玄机，读者可以自己去体会。这里不论直接证据是不是从盗墓贼手中追缴的，仅从铭文的写法、风格上来分析，是否有造假的嫌疑。
“挺曹派”专家认为，发现的刻铭石牌文字，绝大多数为汉隶，亦即“八分体”，这是东汉时代流行的书法，不容怀疑。从出土的有“魏武王”与无“魏武王”两种“石牌”的形制特点、字体风格、刻铭内容等多方面来看，出土的带有“魏武王”刻铭的石牌应该都是真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黄震云先生认为，“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刻法太粗糙了，就是他来刻也比这字好看。黄的观点是，以曹操死时的身份，他的随葬碑铭应该是官刻，而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则可能出自水平很低的民间普通工匠之手，这一点是很难让人理解的。
第51节：◇ 埋地雷：“希望不是造假的文物”(2)
黄进一步分析认为“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石牌等物很可能出自现代人之手。如果这一说法属实，又应了闫沛东的“埋地雷”一说。
那么，西高穴墓葬铭牌造假的可能和机会是否存在呢？这是肯定的。一是此墓在2006年就基本上怀疑是曹操墓；二是河南洛阳一带是历代碑刻出土最集中的地方，仅20世纪前半叶，洛阳出土历代墓志碑刻便达3000件，被誉为“石刻史书”。已故文物专家郭玉堂生前收集了大量被盗墓贼盗出的墓碑，其生前所著《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上、下两部，上部已出版），共收集了2818方墓志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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