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和使馆区内公使们进行书信往来，要求各国外交人员到天津“暂避”，回答公使们提出的关于安全问题的疑问，向公使们介绍中国计划采取的保护措施，保证“万无一失”，等等。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的作为，也难有其他作为。
三、议和谈判
1900年8月4日，八国联军分两路自天津进犯北京。8月15日清晨，慈禧带着光绪及大阿哥溥儁等仓皇出逃。留京办事大臣昆岗等见“各公使寻觅庆邸甚急，意在出而议款，甚至至邸宅探寻多次”，奏请“饬令庆邸回京议约，便宜行事，与各国公使浃洽。”（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见《义和团史料》下，第688页。）8月23日，昆岗等又上了一个奏折，转达总税务司赫德的话：“各国素与庆亲王奕劻办事多年，最为信服……必须三日内请庆王迅速会晤，以安宗社而救百姓。”昆岗解释，这是因为“庆王爷在总署办事多年，谨慎和平，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与亲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497页。）8月25日，李鸿章也上了一个奏折，声称“庆亲王、荣禄尤为各国所重，如已随扈西行，应请饬令星夜回京。”（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507页。）8月27日，赫德又致函总理衙门，要求奏请皇上速行简派庆亲王来京议和，（注：《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就在当天，上谕命“病滞怀来行馆”的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毋庸再赴行在”（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513页。）。
9月3日，奕劻在英、日军队护送下回到北京。经过一系列交涉，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正式签字，为时正好一年。从和议开始到1901年2月底，奕劻等人主要与各国使节纠缠于所谓惩治“祸首”的问题，历时六个月之久，奕劻在“剿抚”政策上，和载漪等人尖锐对立，要不是处事圆滑，有可能弄到与被杀五大臣同样的地步。现在，作为全权代表，奕劻有清算顽固派的机会了。
奕劻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召集留京官员开会。会上，“昆相（昆岗）起而言曰：‘徐中堂桐以身殉国，从容就义，拟请附奏请恤。’庆邸勃然变色曰：‘徐相已死，可惜太晚了，倘早死数日，何至有徐小云尚书论斩之事。’”在奕劻看来，“诸人之命，实断送于此人之手”。拒绝代递徐桐遗折。（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见《义和团史料》下，第689页。）另一个“主抚”派人物礼部尚书启秀，在联军入城后被日军拘捕，因母丧被放假十日，“惟恐其逃逸，仍以绠系其一手，使人牵之偕行。启治丧已，往见庆王，庆王讽以微词，启不省，仍退而就禁。”（注：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第一册，314页。）启秀虽然“素有劝助团匪之事”，但实际上只是跟在载漪、刚毅之后的附和者，本希望奕劻能帮他开脱，没想到却被冷潮热讽，他只有死路一条了。
但是，对“祸首”董福祥，奕劻却是另一种态度。虽然奕劻、李鸿章在奏折中如实报告了各公使认为董福祥“实为罪魁”（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792页。），实际上，奕劻并没有把董福祥和载漪、刚毅等人同等看待。他在给劳禄的信中说：“弟极知星五公忠素抱，深得秦陇民心，如此良将，雅宜加意护惜，奈各使成见胶执，难以理喻。”（注：《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7页。）
可见，即使同是“祸首”，奕劻对政敌和非政敌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一、1840：鸦片记
曾三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最近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提出，全球化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从1492年到1800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开启新旧世界，并令世界的规模从“大号”缩水到“中号”；第二个时代从1800年持续到2000年，科技的进步如蒸汽船、铁路及后来的电报、电话等拉近了世界的距离，让世界从“中号”缩水到“小号”；而第三个时代则更是由网络世界的革命，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扁平的世界。
很遗憾的是，我们的祖先错过了第一个时代，并在第二个时代的前半个时期里饱受屈辱。在那遥远的1800年，中国又是怎么样的？就在前一年（1799年），长寿的乾隆皇帝去世，随他而去的，则是帝国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的谢幕。正如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里说的，“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但1800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的三艘战舰，已经开始启程前往中国了。
1、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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