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芬可不得不走下坡路了。离她吹出最后一声口哨，然后变得无声无阒的日子已经相去不远了。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永恒的历史中，她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而这个民族终将弥补这个损失……我们也许根本不会失去很多东西，约瑟芬倒是会幸运地消失在我们这个民族无数英雄的行列里，摆脱了尘世的烦恼，而按照她的看法，凡是出类拔萃者都得经受这种尘世的烦恼；由于我们并不推动历史，因此她不久就将像她所有的兄弟一样，升华解脱，并被遗忘。《卡夫卡小说选》，第300－301页。
卡夫卡就要升华解脱了。本来，他已经新生了。只是，这却是一场过于悲剧性的、令人不忍正视的新生。问题在于，卡夫卡的病情在恶化，正是这条线索的发展与他的新生形成强烈反差，并导致可歌可泣的悲剧。1924年3月17日，卡夫卡在布洛德的陪同下回到布拉格。4月初，他被送进维也纳森林疗养院。4月10日，他被该疗养院退回：结核病已经蔓延到喉头，形成可怕的喉头结核，嗓子红肿、发烧、不断咳嗽。他被转入维也纳大学医院。现在，他几乎无法说话和进食，只能整日整夜挨饿挨痛，靠麻醉药缓和痛苦，靠一些液体维持生命。他成了真正的"饥饿艺术家"。他写过的事情又一次以令人恐惧的形式发生了，而且，在这最后一次，事情的恐惧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凡是我写过的事情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然而，在城堡的暮色中，卡夫卡一反常态，像新生的孩子一样固恋着他新获得的生命。他现在如此地渴望着赎回他自己，无论是通过写作还是通过爱情或是通过其他事情。悲剧在于，一切都像他为《城堡》安排的逻辑和结局：当他尚能坚持，眼前毫无希望；而当爱与希望随着夏日里最后玫瑰的开放而降临，他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只是这一次他没有放弃。他渴望活下去。他希望冲破笼罩他一生的悲剧命运。他生平第一次停止了对医学文明的任何反抗，绝对服从医生的治疗和处理。多拉唤起了他被压抑和扭曲了一生的生活意志。憾恨就在于，眼下这无比强烈的生活意志没能来得更早、更及时。
5月初，医生认为他喉头的症状有好转趋势。卡夫卡高兴得哭起来，他一再地拥抱多拉，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生活，企盼康复。他向多拉求婚了，并给她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他答应把女儿嫁给他——一个"悔过的犹太人"，一个"回头的浪子"，一个希望赎回自己的人。多拉的父亲则本着自己的反感和犹太教的正统精神予以否定。5月11日，卡夫卡得知了多拉父亲的回音，他在病痛中苦笑了一下。那是绝望的苦笑。结果虽然并非完全没有预料过，但仍给他最后的打击。那天，布洛德最后一次前往看望卡夫卡，多拉悄悄地告诉他说，好像，夜夜都有只猫头鹰停驻在卡夫卡的窗前。
我们宁可相信多拉所讲述的不是幻觉。就在第二天，卡夫卡着手校对自选小说集《饥饿艺术家》（其中包括《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的清样。不难想象，他内心受到何等样的震撼。这次，他所描写的事情彻底发生，而且绝对无法赎回。尽管事情尚未最后了结，但他一定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真正永远无法赎回自己了。从求婚失败以及相应打击的意义上讲，他最终未能找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喉头的结核让他无法吞咽，肺部的结核则让他难于呼吸；面对迟到的爱情，他无法爱我所爱，也享受不到可能具有救赎意义的婚礼，因而只能作为毕生的单身汉凄然死去。现在，从身到心，从内到外，他走投无路的绝境与那位弥留之际的"饥饿艺术家"完全没有区别。当他支撑着万般痛苦的身心看完全部清样后，命运般惨痛的交响终于冲决了他一直保持着的控制力，他不禁长时间泪如雨下。一直不满意此事的父母准备来看望这位一生苦难的儿子。卡夫卡给他们回信说，他很想跟他们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过上几天美好的日子。但他又说，护照可能不易办理，母亲见到他也可能会太伤心，加之他又无法说话，因而请父母暂缓此行。也许，他是想避免父母与多拉肯定不会愉快的见面。
生日又快到了。仲夏的生日格外地象征生命的美好。回首人生，许多次爱情、艳遇、情感的嬗变和突破，刚好都在生日前后得以发生和展开。然而，这一次生日却前所未有地投下死神森然的阴影。卡夫卡病房中摆满了他终身热爱的鲜花和水果。他似乎在抓紧时间享受鲜花和水果的美丽与芳香。他拼命嗅着鲜花和水果的香味，并希望别人在他面前享用水果或饮料，以便让他共享欢乐。他关注着鲜花、果实、生命、以及永恒……他不能说话，于是以笔代言谈论自己的各种感受和愿望。我特别想要芍药，因为它们是那么脆弱。把丁香花放到阳光下去。永恒的春天在哪里?黄金雨得不到吗?……叶廷芳编：《卡夫卡散文》，下卷，第321－323页。
1924年6月3日，距42岁生日之前刚好一个月，卡夫卡病危。克洛普施托克，这位卡夫卡4年前在马特利阿里疗养院认识的犹太青年朋友，按照他们4年前的约定为卡夫卡注射吗啡。弥留之际的卡夫卡仍然能说出他终生都习惯表述的悖论："杀死我，否则你就是凶手。"又注射了一针安眠药。他在一阵昏睡后醒来，用尽全身力气扯掉身上的各种管子："别再折磨我了，干吗还要延长？"克洛普施托克想去捡起那些管子，卡夫卡对他说："别走开！""好，我不走开。""可我却要走了。"卡夫卡的遗体被运回布拉格，于6月11日安葬在施特拉施尼茨犹太公墓。他似乎终未逃脱布拉格"那带爪子的小母亲"。不仅如此，他似乎也终未能离开父母——1931年和1934年，赫尔曼·卡夫卡与尤莉·卡夫卡先后去世，大概出于他们的遗愿，或者出于其他亲人的安排，他们与儿子合葬一墓，墓碑上依次镌刻着儿子、父亲、母亲的名字。在布拉格施特拉施尼茨犹太公墓的绿荫下和鲜花丛中，三位骨肉之亲的人不知道在感受和冥想着什么。似乎，卡夫卡跟父母一道逃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噩梦。然而，3位妹妹与其他许多亲人都悲惨地死在纳粹集中营。密伦娜也死在那里。多拉在20年代末嫁给德国共产党一位著名领导人，生下一个女儿，并在纳粹掌权后与丈夫先后逃往苏联。在那里，丈夫被捕、受审、被判决继而销声匿迹，她几经磨难，终于在大战爆发之前，于1938年带着久患肾病的女儿离开苏联前往英国，在那里，她自己也因肾病不治而于1952年死去。菲莉斯与家人从纳粹的阴影下于1935年迁往美国，1960年在那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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