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向国内外聚集资金。1921年发行的“俄罗斯股票”价值规律 110万法郎，1922
年为 500万法郎，1923年为660 万法郎，1924年为830 万法郎，1925年为730 万法
郎。这笔聚集来的钱用于救济俄国侨民，1923年捷政府每月拨给俄国难民500 万克
罗尼（约250 万法郎）。捷政府单独设项，资助贫困的俄国大学生。由于捷政府的
救济措施，20年代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俄侨的生活要好于在其他国家的俄国侨民。
20年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俄国难民每月也能得到当地政府发
放的110 法郎的救济。但是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前后，在捷的俄国侨民生活水平大
幅度下降。由于国内的社会压力，捷议会于1928年3 月13日通过了限制外国人在捷
从事某些职业的法令。1931年的法令大大缩减了俄国大学生的助学金。1934年，捷
政府与苏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它对俄国侨民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1935年开始重
新登记俄国侨民。由于上述经济和政治原因，许多俄国侨民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再
度踏上流浪的路途但是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前后，在捷的俄国侨民生活水平大幅度
下降。由于国内的社会压力，捷议会于1928年3 月13日通过了限制外国人在捷从事
某些职业的法令。1931年的法令大大缩减了俄国大学生的助学金。1934年，捷政府
与苏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它对俄国侨民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1935年开始重新登
记俄国侨民。由于上述经济和政治原因，许多俄国侨民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再度踏
上流浪的路途。
三、思念和依恋祖国
侨居巴黎的著名哲学家布尔加科夫在1938年发表的题为《我的祖国》的文章中
深情地写道：“祖国是每一个人神圣的秘密，就像他的降生一样。他借助这种神秘
莫测和不可捉摸的联系，通过母亲的怀抱而与自己的祖先结合在一起，并被纳人整
个人类之树他通过祖国而与大地母亲和上帝创造的万物联系起来。……我愈是年长
愈是见多识广，就愈能看清祖国的意义。我不仅生在那里，而且生于一粒种子，有
我自己的本性，所以我日后曲折坎坷的一生，都是这个根上长出的一连串枝芽。一
切，我的一切，都是来自那里，死是重返那里——生死同门。我的故乡利夫内这个
名字，对我来说是神圣的。它是奥廖尔省的一座小城（若是现在看到它，我恐怕会
高兴死），坐落在索斯纳河高地上，它一点儿也不美，甚至可以说丑陋；它灰蒙蒙
的，不仅没有穿金戴银，而且衣着寒酸，甚至可以说褴楼。但它不缺乏我们俄罗斯
中部几乎任何地方都有的东西：春夏秋冬、日落日出、河流树木之美。到处都是那
么宁静、朴实、平淡无奇，清谧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美丽。我一生中最爱恋、最崇敬
的东酉，就是不吹不擂、光明正大质朴和真实，就是纯洁的美丽和高贵。这是我从
故乡得到的全部的感受，……现在，当我写这些东西时，当我收集自己的情感和自
己对她的爱时，我的心中响起了这种永恒的声音。确实可以，而且应当给予祖国以
永恒的爱。”在这些侨民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中，已将祖国与自己个人的命运相连。
即使是背井离乡，亡命他国，但他们对祖国仍然是无怨无悔，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仍
不放弃返回祖国怀抱的努力。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密切
关注苏联的命运，他坚信苏联必胜。1921—1922年，俄国的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
北高加索和中俄罗斯因粮食短缺而发生大饥荒时，捷克斯洛伐克的俄国侨民从他们
并不多的食物和日常用品中捐出一部分寄回俄国。1933年，苏联南部再发饥荒，捷
克斯洛伐克的侨民报纸表示：“在捷克的俄国劳动基督徒呼吁捷政府给饥饿的小乌
克兰和北高加索以国际援助”。
1921年3 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终于决定废止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改
行新经济政策，以利用一切方式和资源，包括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这在一些流亡
国外的政治反对派看来，既是苏维埃政权行将垮台的象征，又是俄国社会发展的
“路标”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征兆。因此，在侨民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苏维埃政权的态
度发生了变化。
1921年7 月，在布拉格、巴黎、柏林和哈尔滨等地相继出现了一些俄侨政治团
体，代表人物是国际法专家尤·维·克柳奇尼科夫、政论家和法学家尼·维呜斯特
里亚洛夫等。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停止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表明
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向资产阶级制度转变，因此他们表示愿意与苏维埃政权合作，
并试图加速苏维埃政权的转变。他们出版《路标转换》杂志和文集，宣传自己的思
想，因此被时人称为“路标转换派”。“路标转换派”的出现在俄国侨民中引起一
场轩然大波，这些人曾经是苏维埃政权最激烈的反对者，他们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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