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忍的老太婆，拿这个高利贷者的钱去救济穷人的主张。拉斯柯尼科夫认为是不平
等的社会制度给人们带来了苦难。而另一方面他又从人性论的角度把世界上的人分
成两类：一类是平凡的人，实际上正是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人，是拉斯柯尼科夫同情
的普通人；另一类是“不平凡的人”，极少数“超人”，实际上是奴役多数人的人，
即像拿破仑那种主宰世界的人。而拉斯柯尼科夫要证明的恰恰是自己是不是“超人”，
他是想以“超人”的资格当穷人的救世主。在支持他杀人的动机中，既含有对穷苦
人的同情，也含有他对穷苦群众实质上的蔑视，含有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的成分。
然而，俄罗斯人在那动乱的时代里，在反异族入侵的斗争中却使异族特征和专
制权利有机地侵入了俄罗斯国家机构，控制了俄罗斯那渴求自由的自发势力。俄罗
斯人在同蒙古鞑靼人的斗争中凝聚在一起，不仅彻底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枷锁，而
且顺从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这个
与其性格格格不人的庞大帝国，又很快担负起对内对外的警戒、防御和扩张的职能。
从而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之一。正如别尔嘉耶夫的发问
：“为什么一个最无国家观念的民族竟建立了如此庞大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为什
么一个精神自由的民族竟不企求自由的生活”？这恐怕要归因于俄罗斯受到的东西
文化的双重影响。
最无国家观念的俄罗斯人民却几乎把所有的血液都抛洒在为巩固和保卫国家上
来。在1812年的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当法国人进入莫斯科的消息传开，立刻激发了
俄罗斯人强烈的爱国热情，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20万人的民军，
其中14万人能直接参加战斗，4 ．5 万人成为俄国著名将领库图佐夫的后备队。在
敌占区，游击战争开展起来，游击队的人数多达数千，在打击法国鬼子的战斗中起
了重要作用。在莫斯科以南的图拉兵工厂，平时每月造枪8000支，而法国入侵以后，
每月造枪1 万多支。农民们也纷纷争献面包干、干草饲料、衣服、毡靴、手套等物。
莫斯科的居民由20万减少到不到1 万人，他们坚壁清野，不给法国人提供粮草，力
量对比很快向有利于俄军的方面发展。拿破仑在莫斯科逗留了35天，在俄罗斯严酷
的冬天到来之前，不得不下令撤回法国。在这场战争中法军受到俄罗斯人民的沉重
打击，入侵时的44万人，只剩下了3 万人。
我们知道，在二战中苏联人民蒙受的牺牲是最为惨重的，他们一共损失了两千
多万人的生命。苏联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主义。瓦西里耶夫的《这里
的黎明静悄悄》对于瓦斯科夫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描述，读了令人回
肠荡气——“在这次战斗中，瓦斯科夫记住一条：决不后退，决不能让德寇上岸一
步……这时，他胸中满怀激情，仿佛整个俄罗斯都在他背后，仿佛他，瓦斯科夫，
此刻是她最后一个儿子和保卫者，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只有他、敌人和俄罗斯。”
德国是一个理性的、思辨的民族，与德国相邻的俄罗斯民族却缺乏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作为科学探索与认识的前提，在欧洲文艺复兴破除中世纪宗教迷信之后，
伴随资本主义的成长而获得发展，并积淀为一种文化特征。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迟
缓，在18世纪以前从未真正受过科学精神的洗礼。主宰俄国精神生活的，一直是东
正教，而东正教和任何宗教一样，反科学、非理性，是其最基本的特点，它是不可
能在俄罗斯人身上培育出理性精神的。彼得一世西化改革以后，俄罗斯受到西方思
想文化的影响，但在它的意识里占上风的不是理性主义，而是直觉主义。在它的身
上东方的非理性成分多于西方的理性成分，因此在它的思想里感情往往超过理智。
俄罗斯人是跟着“心声”走，而不是跟着理智走。俄国是个文学艺术超级大国，却
没有真正的哲学家。没有形成独立的哲学体系，和俄罗斯人擅长感性体验、迟钝于
理性分析也是不无关系的。
由于缺少个性自由，俄罗斯人有驯服、顺从的一面，可是缺少理性指引，文化
上的无归属感又使他们为种种情绪所左右，偏激且易激动。他们有时狂热、乐观、
豪迈，有时却又悲观、忧伤，他们要么将自己看得极其伟大，要么认为自己一无是
处。俄罗斯人的这种精神气质正如马克思在评论屠格涅夫的作品时所说的那样：
“屠格涅夫特别忠实地刻画了俄罗斯民族灵魂的特点和斯拉夫性格中隐藏的容易激
动的一面。”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如奥涅金、塔吉雅娜、毕巧林、万尼亚舅
舅等等，在平时的生活中是很难看到他们的斗争精神及对祖国、对人民的浓郁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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