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始，礼崩乐坏，诸侯力征，社会矛盾激化，古代温和的“以战为礼”思想已经不能适合新形势下的斗争需要，所以不断有人站出来打破这个规矩，并因此而取得了巨大的军事利益与政治利益，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鲁将曹刿以及楚成王。春秋时这样的人还少，等到战国，便几乎人人如此了。清人顾炎武就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所以说宋襄公的悲剧，在于他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处，旧的规矩行将过时，新的规矩又遥不可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妥协与变通，可惜宋襄公偏偏就是个从来不知变通的顽固分子，他执迷不悟地坚守着古老的梦想与规矩，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算他不守规矩不讲仁义，人们也不会对他有多少微词；反而他守规矩讲仁义了，一旦失败，却会遭到国人与后人更大的责难与耻笑。这里面居然还包括他的哥哥，思想先进的公子目夷在内。
公子目夷说：“君未知战。强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强者，皆吾敌也。虽及耄耋，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未成列者可也。”
宋襄公与公子目夷的争论，不啻为一场时代性争论，究竟在新形势下还要不要遵守古代的规矩，这是一个问题。
公子目夷的观点是：宋襄公根本就不懂战争，战争就得不讲规矩。如果真要有规矩的话，唯一的规矩就是要争取胜利。强敌在前，本来胜算就小，对方没有布好阵，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好机会，为什么不利用？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多杀敌人，还管他们是不是老头子，更管不了他们有没有受伤。如果敌人已负伤就不再打击他们，那么一开始就不该让他们受伤；如果要在战场上照顾那些年纪大的敌人，那不如直接向他们举手投降算了，何必还要打这一仗呢？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公子目夷的话貌似的确很有道理，后世的军事思想也基本是按照这个路子来的，于是在中国，战争方式开始变化多端，奇谋诡计层出不穷，为了胜利不择手段，战争也变得越来越残酷。别说什么“不重伤、不擒二毛”了，就算是几十万几十万的坑杀战俘，就算将整片整片的乡村城镇夷为平地，就算是杀人盈野、屠城灭国，杀得对方士兵平民男女老少一个不留，也眼睛不带眨一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坚持公平与仁义的战争方式，并坚持至死，且至死不渝者，或许就是我们这位被嘲弄千年的“蠢猪”宋襄公了。
这个世界还是需要一个规矩的，无规矩不成方圆，战争也要有底线，没有底线的战争不是战争，那是毁灭。
有人说了，没有毁灭哪来的重生。我说，我宁愿要宋襄之仁，也不要这样的重生。
事实上，如今的现代战争也是讲点规矩的，比如“二战”以后的日内瓦公约，各国基本都遵行这部国际公法，违反了就属于“战争罪”，必须当成战犯接受国际军事法庭的制裁。
当然，宋襄公刻板遵守上古军礼也非完全正确，因为当时社会的实情已经不允许这么做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已至崩溃边缘，孟子亦不得不承认：“救死而恐不瞻，悉暇治礼义哉？”看来一味地遵守礼仪，似乎也不成。
如此看来，宋襄公没有错，公子目夷也没有错，那么到底是什么地方错了？
我个人的回答是，完全没有规矩不行，像宋襄公那样拘泥于旧规矩也不行，这需要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什么时候追求铁血与权谋，什么时候追求公平与正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们无数次地问自己，这个平衡点到底在哪里？
这是一个问题，它不仅是所有国家与民族共同的问题，也是人类永恒的问题。
10 千秋毁誉
如何正确认识宋襄公与他的经典战役泓水之战，这个问题缠绕了中国人很久，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演变，各种各样的评价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争论无休无止，看态势似乎还要继续争论下去，不知何时才是一个尽头。
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今年的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一位叫做蔡明超的中国商人激于民族的义愤在法国拍卖会上以天价买下了两颗当年被英法联军抢掠去的古董兽首，然后宣布不予付款，目的是让这个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拍卖计划流产。
这件事在网络上传开之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网友认为蔡明超违反了国际拍卖法，不守规矩，没有中国泱泱大国的风范；但是更多网友认为蔡明超干得好，跟强盗就不该讲啥规矩，那些反对蔡明超的人纯属宋襄之仁，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争来争去，很多人都犯迷糊了，究竟是蔡明超做得对，还是宋襄公做得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貌似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怎么就那么难搞明白呢？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宋襄公那个时代就开始让人们感到疑惑了，即便是在当事人所在的宋国，国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很大，两派观点泾渭分明，各自走向极端。
以公子目夷和公孙固为首的国人显然是反对宋襄公的，而且反对之声非常尖锐，具体情况前文已经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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