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正考父为首的部分宋国君子却是赞同宋襄公仁义之举的。《史记·宋世家》在最后就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大意是说：宋襄公的大夫正考父为了称赞他，因而追述契、汤、高宗时代殷朝兴盛的原因，最终写下《诗经》中的《商颂》。其中有一篇《殷武》就写道：“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看来殷商与荆楚乃是世仇）此外还有些君子也认为宋襄公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当时中原地区的国家缺少礼义，而宋襄公具有礼让精神，所以不惜褒奖之词，大力表彰于他，说他是仁慈的圣人。泓水之战发生地今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慈圣镇，慈圣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宋襄公的。
到了战国时代，战争的残酷性加剧，古军礼已经荡然无存，所以这时候的史书春秋三传大部分对宋襄公持贬低态度。《左传》自不必多说，它大量记载了公子目夷与公孙固的反对意见，其态度非常明显。《谷梁传》也是差不多的意见，它说宋襄公“不顾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又说：“兹父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认为宋襄公自不量力，丧军失民，其所谓仁义并不可取。
只有《公羊传》对宋襄公与泓之战大唱赞歌，说：“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盛赞宋襄公泓之战可比于周文王，并相信他本来应该像文王一样取得成功，他最终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宋国臣民不争气。
而先秦诸子中的兵家，自然是百分百反对“宋襄之仁”的。孙子的兵法，清清楚楚地说要“乘人所不及”，又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吴起的兵法，也明明白白地说“行列未定可击”。
法家的韩非则认为“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以他也嘲弄宋襄公，称之“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
到了汉代经学兴起，认为宋襄公是道德英雄的看法又逐渐占了上风，其代表人物就是名声也不怎么好的汉代大儒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俞序》中说：“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认为仁乃王道，宋襄公就是王道。董儒论事，只问是否合乎道义，不问是否能成功。
这就也有点偏颇了。为了成功不择手段固然不好，为了道义不论成功是否也太扯了点呢？平衡，应该要有个平衡吧，太极端了都不好。
转眼到了宋代，这个与宋襄公有一字之缘的朝代，却是他骂名最多的时代。盖宋人重文轻武，看重文人的风雅，轻视武士之荣誉，宋襄公讲究堂堂正正尊重对手的战场对决，自然得不到心思灵活的宋人青睐，而通常斥之为假仁假义冷血无情之辈。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既喜好填词与风月，也喜欢指点江山评断青史的苏轼。苏轼在他的文章中大骂宋襄公假仁假义欺世盗名，说：“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
苏轼论史喜欢“诛心”，这在小生看来也颇不客观，真仁假仁每个时代甚至每个人都看法不同，怎可一概而论？历史是复杂的，依我看宋襄公功过参半，不能一棒子打死。
宋人黄震也批评宋襄公用目夷为相而不听其计，其实是个狂妄刚愎之人。（宋襄公知目夷贤于己而不用，盖妄人耳，历史反多其礼让，又何欤？）
另外一位宋代学者胡安国也在《春秋胡氏传》中列出了宋襄公四大罪状。
第一，宋襄公平齐内乱立孝公，这是“奉少夺长”（公孙无知才是长子），是自称守礼君子却违反周礼的虚伪表现。
第二，宋襄公以小国国君为祭祀牺牲，是谓残忍无道。
第三，宋襄公武力胁曹，是谓德薄之辈。
第四，宋襄公泓水战败，是“计末遗本，饰小名妨大德”。
光看这四大罪状，似乎宋襄公非但不仁，而且罪大恶极，死不足惜，就算不战败也要自杀以谢天下才行了。
明朝人基本上也对宋襄公持贬低态度。明著名隐士徐霖曾作诗曰：“不恤滕鄫恤楚兵，宁甘伤股博虚名。宋襄若可称仁义，盗跖文王两不明。”
接着我们再穿越到清代，发现这时宋襄公的名声已经臭不可闻，说一句“骂名满天下”都不为过。
清人吴曾祺说：“（宋襄公）用人于社，昏暴甚矣，一败之后，无以自解，乃姑托以仁人君子之言。何不知羞耻如此。窃谓宋襄公此番举动，是为后世伪道学之祖。”
清人高士奇则说：“甚矣哉，宋襄之愚也……吁，宋襄其谁欺乎？夫祸莫朁于残人骨肉，而以国君为刍狗。无诡之杀，鄫子之用，以视重伤于二毛，孰大？逆天害理之事，宋襄敢行之，而故饰虚名以取实祸，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清人梁玉绳干脆就在文章里责备太史公《史记·宋世家》中的论赞采用古籍（《公羊传》）有失偏颇，他压根儿就不相信当时有部分宋国君子对宋襄公持肯定态度。（泓之战以迂致败，得死为幸，又多乎哉？执滕子，戕鄫子，行仁义不忘大礼者如是耶？何褒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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