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琼还给已经称帝的石敬瑭上表，自称成德军“留后”，也即临时管理者。这个职称的实际含义是：现在，我就是这儿的爷！跟你朝廷打声招呼，同意这个“留后”做“节度使”，爷就可以临时效忠，不同意，爷就改换门庭——天下不是你后晋一家。他跟朝廷解释原节度使之死，说这件事是军人动乱，杀掉董温琪全家，跟我秘琼没关系。
但成德军，在河北中部，与北部的范阳也即幽州、南部的魏博也即天雄，史称“河朔三镇”，是当时仅次于河东的大藩，政治地位、地理位置均极为重要，这三地的节度使，都是中原元帅级的人物。秘琼作恶前不过是董温琪麾下的牙内都虞候，一个小小的省军区办公室主任，无资格无业绩，就来做如此大藩的节度使，嫩了点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如果他这么干，很可能导致更多人效法，也会引发莫测的权力风险。
石敬瑭权衡利弊，做出了一个折中处理：派出更凶悍的人物安重荣去做节度使，转秘琼为齐州（今山东济南）防御使，但不追究他杀害董温琪、霸占董氏财产的罪恶。秘琼本来格局就不大，接受了这个处理意见，收拾了昧心而来的财富，准备到济南上任去了。
但是秘琼遇到了范延光。
范延光时任天雄节度使，在今河北大名、邯郸一带驻防。
秘琼要到济南，就要借道此地。范延光闻听秘琼来，当即动了杀心。
二人以前曾经就有矛盾，现在秘琼将要去齐州就任，路过天雄境内，正好可以杀人灭口啦——何况，秘琼的车队该有多少董温琪家的财富啊！范延光于是派兵在半路拦截了车队，杀死秘琼，全部财产掠为己有。然后给石敬瑭上一个奏章，说在魏博境内捕捉强盗，秘琼在混乱中被士兵误杀。
石敬瑭对此不作究问——他也没法究问。整个五代时期，法治紊乱。
范延光“投水而死”
后来范延光又反石敬瑭，最后总算“和平解决”，范延光移镇天平军（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但范延光觉得出任天平节度使，虽然还有“东平郡王”之类朝官名誉，但实际上毕竟是一种明升暗降式的使用。天平军与天雄军比，其规制不在一个档次上，天平军远不及天雄军地理位置重要。对于藩帅来说，移镇就意味着不信任。当初石敬瑭镇守河东，就是因为李从珂要其移镇到天平军，这才有了后来晋阳大战。范延光年事已高，军政失势，东山再起无望，于是准备告老还乡，守着积年掠夺的不义之财度过悠悠岁月。
石敬瑭正巴不得有这样好结局，当下应允。
于是，范延光带上他的所有财货，准备向家乡河阳（今属河南孟县）开拔，史称“重载而行”。但杨光远早就觊觎他的财富，史称“利其货，且虑为子孙之患”，贪图他的财货，并且担心他以后会成为杨氏子孙的祸害，决计施出毒辣手段，杀掉范延光。
后晋首都迁移到汴梁，洛阳成为后晋西京，杨光远当时正做着西京留守，但兼领河阳军镇。于是上奏道：“范延光是个叛臣，他养老不把家放在汴梁或洛阳，而放归都城之外，恐怕他还会勾结敌国。说不定哪天就跑到敌国去了，成为我晋国之患！不如早一点除掉他！”
但石敬瑭认为既然已经赦免他的罪，且颁发了“铁券”，许他不死，如果再杀他，会失信于天下，就没有答应杨光远的奏章。杨光远不死心，又上奏要求敕令范延光留居西京洛阳，不能去河阳。石敬瑭答应了这个要求。范延光只好转赴洛阳。
杨光远派出自己的儿子带领甲士包围了范延光下榻的府邸，逼他自杀。范延光不服，质问杨子道：“天子在上，赐我铁券，许我不死！尔父子怎能如此待我？嗯？”这一番话透露了这位昔日藩帅的“不达时务”。在一个没有规则的无道邦国，试图讨论规则，实在是昏妄愚蠢至极。“铁券”背后的规则没有成为他的挡箭牌。杨子抽出白晃晃的钢刀，找个理由逼迫着他上马，向黄河渡口走去。上了浮桥以后，杨子将其连人带马挤到水里，看着这位曾经梦想得到赭黄袍的人物，一点一点地，沉了。
杨光远上奏说：“范延光自杀，投水而死。”然后堂而皇之地将范氏家财全部据为己有。石敬瑭明知个中缘由，但是惧怕杨光远的彪悍，也不敢深究诘问，只追赠了范延光一个“太子太师”的荣誉职衔，为他“辍朝”三日，三天哀悼，不上朝，完事。
很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实：董温琪遇到秘琼，秘琼遇到范延光，范延光遇到杨光远，各自一世经营、掠夺的财富转瞬间成为他人囊中之物。而杨光远也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后来试图谋取更大利益，勾结契丹，终于让石敬瑭下了狠心，派出大将李守贞围死了他。再以后，李守贞的死相也很惨。
他们无人如愿得到并享用那件梦想中的赭黄袍。
他们也无人平安地得到并享用一世用之不尽的金山银山。
玖 从刘知远到郭威
安史之后，拥戴新主案例屡见不鲜。所以，纵容士卒将帅，演成骄兵悍将之局面。郭威立威，严格执行军法军令，有刘知远的传统，但比刘知远更公正——刘知远是滥杀，郭威是按法诛杀。这是二人威权正当性的不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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