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不露的刘知远
后梁已矣，后唐已矣，后晋已矣，现在轮到了后汉。
后汉的建国者刘知远，是传统中国为数不多野心勃勃又极具战略构想的人物。船山先生对他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图度深密”，“有志略而几于豪杰者”，图谋规划深藏不露，志向远大又有谋略，近似于“豪杰”的人物。“几于豪杰”，这四个字有春秋笔法，意思是说他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豪杰”，只不过在乱世之中，从朱温以来，矬子里头拔大个，刘知远算是“比较”能耐，捍御契丹，又“比较”坚定的一位近似“豪杰”的人物而已。
史称刘知远“弱不好弄，严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凛如也”。小的时候不好玩耍，庄重沉稳，少言寡语，紫色脸膛，眼白多于眼珠，望上去有威风凛凛的样子。
后唐明宗李嗣源时，他与石敬瑭在一起，算是一员偏将。有一次跟后梁的军队作战，石敬瑭战马的装束出了问题，马甲折断，后梁兵马上就要追及。危急中刘知远将自己的战马换给石敬瑭，自己骑着没有马甲的战马殿后，竟然平安返回大营。从此以后，石敬瑭开始信任刘知远，任命他为帐下押衙，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这类故实可以看出，刘知远确有大将风度，关键时刻可将生死置之度外，有春秋以来的士风，不是凡夫俗子。
他的野心应该是逐渐形成的。
随着年岁越长，乱世人物一个个看过来，心里有数了：原来不过尔尔。他也许会有想法：我可能未必天下第一，但天下确无第一之人。正所谓：朱砂没有，红土为贵；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龙也是将军。
当石重贵等人对他有所猜忌的时候，他在心理上有了独立坐大的念头。而他的资本，就是河东。这样，契丹，在刘知远那里也不过成为一粒棋子，就像石重贵也不过是一粒棋子一样。他也开始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杜重威、赵延寿、杨光远之流是以勾结并投靠契丹的方式下棋，刘知远则是以羁縻、抗击契丹的方式下棋。
当初安重荣也是以抗击契丹的方式“下一盘很大的棋”，但他与刘知远比，少了“羁縻”契丹的智慧。
“羁”是用军事和政治压力与手段，控制对方；“縻”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与诱惑，抚慰对方。这是秦始皇以来中央政权对边远地区或异族地区的一种管理模式，是以大管小。但刘知远虽然并不大于契丹，却有这种襟怀和战略，控制契丹、抚慰契丹。
“羁縻”契丹
刘知远不去招惹契丹，有时还会示好契丹，在晋阳大战中，他就奉石敬瑭之命去夹击后唐，斩获千余人。他不去与契丹打仗，但契丹一旦袭击河东，他也不客气，即刻派军出击。而在与契丹大大小小的几次战役中，他都是胜利者，但又不是“辉煌胜利”者——他会将契丹打痛，但不会打得太苦，他只要契丹懂得他不好惹，即随时收手。
后晋开运元年（944），耶律德光南下时，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相当于北方幽州一带前敌总司令）的刘知远，就在忻口大破契丹，之后又在朔州阳武谷再破契丹。一次战役，甚至将契丹来犯者斩首七千级。但他从来不去追歼穷寇，也不按照后晋的安排发起协同破袭。他既不拼命树敌，又有效保留元气。就用这种“羁縻”政策，契丹没有成为他称帝之路的障碍。
他在等待时机。
他相信这个时机，他能等到。
当初景延广吹嘘“十万横磨剑”时，刘知远即完成一个判断：此举必然招致敌寇来侵！但景延广当时正在风头上，刘知远知道劝谏无用，更知道后晋出帝石重贵对自己也并不信任，于是，干脆不以后晋社稷为社稷，只管经营河东。当然，他也知道此举风险较大，等于在契丹与后晋两重压力下玩三国杀。过去将坐骑换给石敬瑭那样“忠心救主”的一点士风，他是没有了；他有的是：韬晦、待时、他年敢笑石氏不丈夫的帝王之“远猷”。
当年石敬瑭向后唐末帝李从珂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当年赵德钧向后晋出帝石重贵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当年杜重威也向后晋出帝石重贵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刘知远也曾如法炮制：上表石重贵，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
刘知远与那几位不同的是：他不待朝廷降诏，上表后即开始在河东诸险要地区建城，设立军事要塞，一年间，这样的要塞建设了十几处，各派出大将镇守。与此同时，开始募兵。
刘知远之所以能有此举，除了他自己的智慧、能力、构想之外，还得力于他倚为心腹的大将郭威。
耶律德光赐书刘知远
契丹入侵后晋时，出帝石重贵多次命令刘知远到崤山以东与诸将会师，但是早过了约定时期，刘知远还是没有动。
崤山位于河南西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豫陕晋三省交界。占据此地，即可对晋安大寨构成呼应关系。大军迤逦北上，就相当于围棋中的“接”,晋安大寨相当于围棋中一块生死未卜之“地”，“接”过这块“地”，就活了；“接”不住，就死了。这类军事常识，打过仗的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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