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反复无常的杜重威，却被刘知远任命为后汉检校太尉，未加任何惩处。
司马光评价此事道：
汉高祖（刘知远）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
繁台杀降卒，不仁；背誓杀张琏，不信；罪大赦杜贼，不刑。不仁、不信、不刑，恩威并“失”！这样的人管理邦国，有何正当性可言？
刘知远取天下，有战略构想，但在建国程序中，失此三者，已经失去天道人心。因为这三个原因，我对只有不到四年国运的后汉败亡毫不奇怪，司马光这一段精辟史论，可谓对刘知远做了盖棺论定。
但刘知远的“错误”远不止这三条，他的“擅杀”是五代时期的藩帅传统，这是后汉开国君主刘知远至为邪痞的罪恶，“赵匡胤时代”需要面对的天下沦丧大问题，“擅杀”是其一。
天性邪恶“嗜血”成性
我来翻翻刘知远“擅杀”的记录。
当年，刘知远跟着石敬瑭做牙将时，在卫州，就曾杀害过跟从闵帝李从厚流亡的五十多人，一个活口没有留下，李从厚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
牙将，就是牙军的统领。牙军，也称衙军，是亲兵总队，牙将，相当于警卫司令。刘知远杀害李从厚的皇家随从时，毫不手软。他训练的牙军也有铁血的性格。这是石敬瑭倚重他的原因之一。
当年，石敬瑭要反未反之际，遭遇士卒“阴谋拥戴”，但石敬瑭觉得时机不成熟，就让刘知远抓了带头闹事的三十六人，一个个杀掉。这些人等于热脸贴了冷屁股，但其罪未必当杀。就连酷毒邪恶如杨光远这样的人，在滑州，遭遇士卒“阴谋拥戴”时，也不过训斥一顿拉倒，并没有杀那些拥戴他的人。刘知远乃是石敬瑭的心腹，完全可以劝谏不杀，但他不劝谏。杀人，对刘知远而言，似有快感。可杀可不杀时，一律杀；有擅杀习气的将佐，刘知远也喜欢。有一部下名刘铢，与刘知远是老相识，曾任河东藩镇的左都押衙（办公室副主任）。史称刘铢“为人惨酷好杀戮”，但刘知远恰恰因为这个特点而欣赏他，史称“高祖以为勇断类己，特信用之”。高祖刘知远认为刘铢勇悍决断很像自己，特别对他给予信用。就是这人，在刘知远即位后，拜为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同平章事，又加侍中。官职做到万人之上。在更后来的日子里，他“特信用之”的刘铢先生，莫名其妙地对刘知远的儿子隐帝刘承祐放出辣手，在城楼上对走投无路的刘承祐放箭，不允许他进城……
与张敬达对峙时，刘知远与契丹兵配合，邀击了后唐的大军，俘获千余人。石敬瑭想留下这些人为己所用，但刘知远认为大战在即，吉凶未卜，说服石敬瑭，将这千余人“尽杀之”。一千人的性命，在刘知远一言之下从此消失。
刘知远曾为石敬瑭镇守京城，负责城内治安工作。他制定了种种禁犯的临时管理条令，宿卫京城的诸军无人敢犯。有个军士偷了某处“纸钱一幞”，被主人抓住，扭送官府，左右人都主张罚一下，请求放了，毕竟不是什么大的罪过。但刘知远执意要杀。他说：“吾诛其情，不计其直。”我要杀他是因为事情的性质，而不考虑他偷的东西值多少钱！最后竟杀掉了这个倒霉的军士。
“纸钱”，就是“冥币”。“一幞”，是个什么计量单位呢？“幞”就是唐以来士人戴的纱帽。“一幞”就是“一纱帽”。
这个军士偷了“一纱帽”冥币，被处决，这种嗜杀的“治安”，已经不是量刑当否的问题。
吐谷浑部落群龙无首
那吐谷浑，听信刘知远的意见，半道退出了参与安重荣共同起兵的军事计划，打乱了安重荣设计多时的战略部署，成为后晋和契丹的同盟力量，但一直在刘知远河东藩镇的管辖之下。
几年之后，石重贵时代“十万横磨剑”事件发生，后晋与契丹反目，这时候，吐谷浑的地位再一次变得尴尬起来——跟着契丹干，还是跟着后晋干？
吐谷浑举棋不定。
一开始还听从晋出帝石重贵的安排，多次与契丹交战。出帝也多次召吐谷浑酋长白承福进京入朝，给予隆重接待，有宴会，有赏赐。当时正赶上气候炎热，吐谷浑人不耐热，就将他的部落遣送回到太原，在岚州、石州（均属山西境内）放牧。这地方都在河东辖境。
白承福部落人经常犯法，刘知远执法甚严，丝毫也不放纵，该杀就杀。白承福知道后晋朝廷正在衰微，又害怕刘知远的严厉，就谋划准备跑回原来居住的地方陕甘一带，或者就干脆投降契丹。后晋大厦将倾，吐谷浑有感觉。
有个叫白可久的首领，地位仅次于白承福，他偷偷地带领自己的部族队伍最先逃跑，归降契丹。契丹很高兴，任命他为云州（今属山西大同）观察使，以此来引诱白承福投降。
刘知远眼里不容沙子，对此事不想放过，就跟郭威谋划道：“现在正是多事之秋。看来我们把吐谷浑部落安置在太原附近，很可能是心腹之患——万一他们听从契丹号令，谋反，可不是小事！不如把它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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