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他被人驱出府邸,曾经被他无理榨取物资的人,闻风而来,当场指认:这个啥啥啥柜子是我的,那个啥啥啥香炉是我的,不一而足。王守恩失势,还想撑着,但郭威知道后,当场命他偿还。其中自然也有无赖之徒勒索,弄得王守恩家财为之一空。
洛阳留守,那是部长级干部,王守恩比部长还要高一个级别,相当于副总理级别的朝官,但郭威这位“带头大哥”一发怒,居然罢了他官。此事传到隐帝那里,也是一惊,但也没有法子可想。
有意味的是,河中战役后,为了防备契丹,郭威又被隐帝调往邺镇(今河北邯郸)兼天雄军节度使。郭威养子柴荣兼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这样一来,郭威更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这时期,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后汉郭威麾下,而赵匡胤也在最初的青年时代漫游中来到河北。郭威征讨李守贞时,赵匡胤可能已经从军,根据种种资料编年推算,赵匡胤应该就在郭威部下。郭威调往邺镇后,赵匡胤应该也在跟随郭威。那样,郭威后来的“黄袍加身”,赵匡胤应该有经历。
后汉,从刘知远到郭威,所谓的“江山社稷”开始有了沉浮动荡之相。郭威的出现,令后汉的前程,有了不确定性。
拾 后汉之亡
三藩相继平定,契丹来犯败北,京城治安良好,国家财政平稳,年纪轻轻的隐帝刘承祐以为初登大位,天命如此眷顾,乃至于天下无敌,于是放松思想改造,开始骄纵自我,与左右狎昵,没有正行。他成了一个不懂自我约束的颟顸之君。这类人物,史称昏君。
隐帝初期“国家粗安”
隐帝刘承祐时的后汉,国家政务由杨邠主持,他官拜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相当于国防部长兼任国务总理;军事工作就由郭威主持,郭威当时官拜枢密使兼侍中,枢密使可以有多个人选;史弘肇则主持京城警卫,他官拜归德(今属河南商丘)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这一连串职务分别可对应于省军区司令、卫戍军区司令和国务大臣;当时的国家财政是一个困难的差事,这事由王章主持,他官拜三司使、同平章事。
这四人都是刘知远时代留下的老臣,在中国历史上,他们都不算是有多大能耐的臣僚,品质也多有问题,但出于一种天然的责任感,应该说,在五代时期,还都算是肯于对国家事务上心的人物。愿意干事,肯于负责,乱世中,这就已经十分难得。
史称杨邠做事“颇公忠”,能够秉持公忠之心。说他每次退朝回家,门下很少有私人拜会。虽然诸道各州有人走后门给他输送馈赠,他也不拒绝,但他常常把自家用度之外的多余贿赂物资上缴国库,或转献给皇上。此人贪渎有限。
郭威则平定三镇、抗击契丹,没有二心。说郭威没有二心,是有证据的。郭威在大臣中算得上老成。后来隐帝令他镇守邺镇(今河北邯郸)时,他还兼着枢密使的职务,但大臣苏逢吉、杨邠等人都反对,可郭威在与隐帝辞行时,仍然推举了他俩。他效法诸葛亮,给了隐帝一番忠告:
“太后从先帝久,多历天下事。陛下富于春秋,有事宜于禀其教而行之。亲近忠直,放远谗邪,善恶之间,所宜明审。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皆先帝旧臣,尽忠殉国,愿陛下推心任之,必无败失……”
太后跟先帝刘知远很久,经历了很多天下大事。陛下您正年富力强,有事情应该先向太后禀告而后推行。宫中朝中,要亲近忠诚正直的大臣,放逐谗佞邪恶的小人;善恶之间,要有明智的审核。大臣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都是先帝时期的老臣,能够为国尽忠,期待陛下能够推心置腹信任并任命他们,这样,可以让国家社稷不至于有败亡之危……
郭威看到了后汉的问题,这些见解虽然并不深刻,但切中时弊,更准确地为后汉王朝做了把脉。后来的事证明,郭威很有先见之明。
史弘肇治理京师,虽然多有辣手,但居然也做到了路不拾遗,整个汴梁城,治安良好。
王章则殚精竭虑,在契丹大乱中原、平定三镇之后,国家财政无比紧张的年度,注意开源节流,集合点点滴滴的余利,充实国库,几乎没有让国家各个方面出现银根紧张或供应短缺,虽然王章征收赋税手段苛刻。譬如,以前曾有一个恶政:农家缴纳田税,每斛之外另外补交二升,叫作“雀鼠耗”,也就是将国库管理中的损耗转嫁到纳税农家身上;王章则在这个恶政之外,加重十倍,规定每斛之外,再交二斗,称之为“省耗”。二斗,就是二十升啊!他甚至制定更无耻的法令,施行公开剥削政策:以前国家钱币支出、收入,都以八十文为“陌”(一百),到了王章这里变了规矩,下令收入不变,仍以八十文为“陌”,但支出却改为七十七文为“陌”,也有个名称叫作“省陌”。但他这类无道手段并不是中饱私囊,而是勒紧农民的腰带,维系乱世王朝运转,并且与后晋石重贵时期的“括率”比较,好歹还算是有规矩、比较轻的榨取。就这样,朝廷除了皇室挥霍、颁赐文武之外,还能做到略有盈余。
因为有这些老臣的“公忠”做事,史称“国家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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