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圣贤”
三藩相继平定，契丹来犯败北，京城治安良好，国家财政平稳，年纪轻轻的隐帝刘承祐以为初登大位，天命如此眷顾，乃至于天下无敌，于是放松思想改造，开始骄纵自我，与左右狎昵，没有正行。有个茶酒使，照顾隐帝吃喝的中官郭允明，因为谄媚而得到宠幸，隐帝经常跟他说些淫词、丑词。太后为此劝谏他，他也不听。隐帝成了一个不懂自我约束的颟顸之君。
这类人物，史称昏君。
放纵“人欲”，不懂自我约束，就是“悖礼”。传统之“礼”的本质可以用两个主题词来概括：当位、节制。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负责任就是当位；每一个人不得放纵人皆有之的欲望就是节制。人欲，不可没有，也不可放纵。对帝王而言，节制“人欲”，尤其重要。但不懂节制、放纵“人欲”，实是历来帝王之惯态，也是历来社稷遭遇颠覆的逻辑源头——因为国家元首放纵，所以朝野群下效仿，从此导致政治昏昧，致使小人奸党弄权，终于民生凋敝，敌对势力或境外势力得以乘虚而入，于是，血雨腥风中，江山易主。
帝制社会中，圣贤人物至为担心的大事在此。
圣贤人物考量此类风景也有一个基本假设：国家元首的“人欲”之放纵，其原因在：不读圣贤书。于是，宫禁之中有一常设的制度性规定：经筵——聘请德高望重的儒家人物充任帝王之师，为他讲述圣贤经典，以此建构国家元首的圣贤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可以简单表述为：王道理想。传统帝制之政治制衡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价值制衡。君子是讲述并恪守圣贤价值观的，小人恰好相反。因此，庙堂之上，大臣劝谏帝王“亲君子、远小人”的风景屡见不鲜。它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价值规劝模式”。
五代时期尽管是乱世，尽管多由不懂圣贤价值观的帝王执掌天下权柄，但大臣之中总还是有一些未曾泯灭圣贤价值观的人物，冒着被黜落的风险劝谏帝王——他们期待这个乱世尽可能地好一点，哪怕好那么一点点。
张宪死不拥新主
劝谏隐帝刘承祐的人物，除了郭威之外，是大臣张昭远。
此人比赵匡胤大三十多岁，经历了整个五代时期。他是一个早慧的天才，通晓儒学，读过当时流行的九部儒学经典，能明了圣贤大义。他还是一个藏书家，家藏图书数万卷，据说他甚至藏有武则天的亲笔诏书九十多篇。
他年轻时遇到了一个儒将张宪。张宪在后唐时得到当时的晋王李存勖信任，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张宪做过工部侍郎、刑部侍郎，最后被任命镇守河东，在太原做了节度使，也是一方藩镇。史称张宪年少之时就喜爱儒学，精通《左传》。他家有藏书五千多卷，公事之余，常常一部部书为之校勘。这样认真的读书人，五代罕见，作为一员武官，更是难得。
张昭远决计结识这位儒将，于是带上自己写的一篇论文，史称《三代兴亡论》，去见张宪。张宪一见就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当下就给他官做，后来成为河东藩所的推官，也即河东战区的司法主任。
后唐天成元年（926）三月，赵匡胤出生的前一年，有一个叫赵在礼的藩帅，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发动兵变。张宪的亲属很多在魏州，但得到了赵在礼的“善待”，原来，赵在礼以此为手段，写信劝降张宪。张宪将魏州来使处死，根本都不打开来信，原封不动地派人送到京师洛阳，以此表明忠君大义。但不久庄宗李存勖被叛兵乱箭射杀，李嗣源入京称帝，是为后唐明宗。
张宪此时面临了人生的重大选择：是继续忠于故主李存勖，还是效忠新主李嗣源？恰好李存勖的弟弟永王李存霸，在政变中被李嗣源击败逃往太原。显然，李存霸知道皇兄李存勖最信任的人物就是张宪，所以在万难之际来依附河东。但唐末以来“权反在下”，将士们大多贪图富贵，张宪的左右带着一股乱世流行的势利眼，也不愿意与李嗣源对峙，就鼓动将士将李存霸拘押起来，之所以没有杀掉李存霸，也是在观察形势——如果李嗣源坐稳江山，就杀掉李存霸；如果坐不稳，再做处理。
在利益的角逐中，张宪这位藩帅，与此前此后的藩帅一样，已经受制于“权反在下”的将士。
张昭远看到了形势的险恶，出于对张宪的关爱，他劝谏张宪赶紧奉表拥戴李嗣源，否则将要引来杀身之祸——不知道左右部下们会做出什么来！张宪也看到了这一危局，但圣贤价值观就在此际开始起作用，他对张昭远说：“我，是一个读书人。从籍籍无名的布衣，到今天做到一方大员，都是先帝（李存勖）的恩情！我岂可因此苟且偷生而不感到惭愧呢！让我背叛先帝，我做不到啊！”
张昭远立即明白了这位节度使的忠诚价值。他知道唐末以来，这类忠诚已经越来越稀缺；更知道张宪如果不能拥戴新主可能的后果，于是边哭边说：“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您这是在效法古人的志向啊！你能这样实行，可谓死而不朽啦！
史书留下了两人这一段对话，整个五代时期，这是“忠义”价值最重要的一次叙事。《宋史·张昭远传》评论说：“时论重昭能成宪之节。”当时的清议（社会舆论）很看重张昭远这番话，认为能够成就张宪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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