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逢吉的第一劣行是索贿。
他的索贿，礼、义、廉、耻全不顾。
后汉初建，地方大员纷纷前来京师汴梁朝见新主刘知远。内中有一个来自凤翔的官员李永吉，苏逢吉认为此人是原来后唐的皇室，一定有皇族“奇货”，就派人暗示他，索要后唐皇上用过的玉带，说只要给我玉带，可以推荐他做一个州官。但李永吉告知他：没有这个玉带。于是苏逢吉让人到市场去购买一条玉带，价值数千贯，让李永吉代偿这笔钱。
又有一位客省使（负责外交、礼仪事宜的官员）名王筠，在后汉之前的后晋时，就到南方的楚国（当时占有湖南全境和广西部分，属于“十国”之一）公干，现在后汉建立，就回来向刘知远汇报南行结果。苏逢吉认为他肯定得到了楚国的重贿，于是派人去找他直接要东西。王筠有了“怏怏”之色，但没有办法，将带来的东西分了一半给他。
但李永吉、王筠，都没有得到州郡的官职。这事等于用了人家的钱财连事都不办。
索贿到这等境界，史上罕见。对待下级官吏不尊重，无礼；受人贿赂不去报答，无义；做官不清不白，无廉；公开指使下人讹诈，无耻。即使在五代乱世中去考察，如此邪痞的赃吏也是罕见的。
苏逢吉的第二劣行
苏逢吉的第二劣行是嗜杀。
刘知远生日的时候，嘱咐苏逢吉去“疏理”一下监狱，说是给自己“祈福”，还起了个名字叫“静狱”。没想到苏逢吉做得太利落了——他到了狱中，调阅囚犯的案卷，基本不看，不管轻罪、重罪、有罪、没罪，是不是冤案，一概不问，统统杀掉。还给刘知远报上个“疏理”结果：“狱静矣”，监狱清静啦！
当时后晋的名相李崧被契丹掳走，刘知远就将李崧的旧宅赐给了苏逢吉。但李崧在西京洛阳还有房子，苏逢吉也不通报，干脆一并改为自己的户头。
不料到了隐帝时，李崧竟然从契丹千辛万苦地跑回了中原，进京一看，两处房子都没啦！于是他将两处房产的地契找出来，“献”给苏逢吉。李崧此举大约也有不满的意思，但我宁愿猜测他是干脆讨好权臣苏逢吉，连地契都给他，让他更踏实地领有这两处大院子。
糟糕的是李崧的子弟们不服气，常常有些怨言。
苏逢吉听到这些怨言后，动了杀机。
他诱使人给李崧和李崧的兄弟诸人栽赃，要李崧的仆人诬告主人，然后将李崧等抓捕到狱中。史上没有说使用酷刑，但留下了李崧的“自诬”状：“与家僮二十人，谋因高祖山陵为乱。”这意思是说：我李崧跟家里二十口人，预谋在高祖（刘知远）下葬陵寝时作乱。
一个从契丹跑回来的前国文官，无兵权、无财权、无政权，会带着二十几个人造反作乱？显然这是拷掠后的诬服状，苏逢吉一定是动了大刑，否则，李崧怎会给自己一个必死的罪名！
但事情还远不止于此。苏逢吉得到这封“自诬”状，还不满意，亲手将“二十人”的“二”字加了一个横竖折笔画，改为“五”，变成了“五十人”。这样一来，就将李崧全家几乎灭了族。
此人甚至没有亲情。他有个“庶兄”，应该是同父异母的哥哥，从外地来投奔他，但是没有先来见他，而是先去看了他的几个儿子。苏逢吉就认为这位哥哥对他不够尊敬，竟然找了个借口诬告他，一顿乱棍打死。
苏逢吉的嗜杀，在“捕盗”名义下做得最为血腥。
隐帝时，天下多“盗贼”，苏逢吉为此专门草写了一份由皇帝签发的诏书，主要内容就是：只要是盗贼，他的家，以及互保的邻居，一律“族诛”，灭全族。这一份过于血腥的规定，让嗜血的后汉朝官也看不下去，于是，有人对他说：“杀盗贼，灭全家，已经够过分的，怎么连互保的邻居也灭族呢！”苏逢吉想想还是要杀互保的邻居，只不过将“族诛”这个规定去掉而已。
在这个血淋淋的国家政策引导下，地方官干脆放开渴血的欲望，开始了以治安为名义的大肆杀戮。
有个郓州捕贼使张令柔，尽杀了平阴县十七个村子的村民数百人。
有个卫州的刺史叶仁鲁，闻听所辖之境有盗贼，自己率兵剿寇。当时有村民十几人也不愿意忍受盗贼劫掠，就跟着一起追逐盗贼。走入山中之后，盗贼走散，叶仁鲁从后追来，没有发现盗贼，见这十几个村民，就认定他们就是盗贼，一个个抓起来，将脚后大筋砍断，扔到山脚下不管。这些人无法走路，宛转号呼，好几天后死掉。知道此事的人无不认为这是一起冤案。
但苏逢吉却认为这是能人。
史称因此天下假托为捕盗之名杀人“滋滥”，越来越多。冤杀了不知多少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得到了后汉高祖刘知远、后汉隐帝刘承祐两代人的信任。
代价沉痛的“使酒”
但在后汉隐帝时，郭威、杨邠、王章、史弘肇崛起，分割了苏逢吉的部分权力。这让苏逢吉很不爽。尤其是史弘肇，几乎处处跟他顶牛。他于是紧紧依靠隐帝刘承祐，结好李太后的兄弟李业、宦官郭允明等几个权臣，中立杨邠与王章，开始了一番宫廷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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