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逢吉机关算尽，但他有个致命弱点，好耍酒疯，史书的说法是“使酒”。他这一生，有两次代价沉痛的“使酒”，最终让他失势。
第一次“使酒”，他得罪了郭威。
他过去跟着刘知远时，曾经征讨邺镇（今属河北邯郸），当时郭威也是重要将领。苏逢吉仗恃着与刘知远的亲密关系，多次在军中“使酒”侮辱郭威，郭威虽然暂时忍了，也不与他计较，但已经心生芥蒂。
隐帝时，郭威奉命镇守邺镇。因为幽云十六州已经不属于中原，故郭威镇守的邺镇冀南之地已经等于后汉的北部边境。郭威行前为枢密使，苏逢吉有意削减郭威的权力，认为前敌总司令，带着“枢密使”的头衔不合适，主张免去这一职务。
他让有个大臣叫李涛的，来干这个活儿。
李涛本来是个智者，但他也有忠义之心，凭直觉认为前线总司令带着国防部长的头衔，权力过重。按照前代多次军事哗变的经验考察，也确实不应该这样安排。就接受了苏逢吉这个意见。但没有想到御前会议讨论此事时，李太后大怒，认为李涛是“离间大臣”，罢了李涛的官。史弘肇也站在太后和郭威一边，不同意罢免郭威的枢密使之职，再一次与苏逢吉对着干。
在太后和史弘肇的内援中，郭威始终带着枢密使这个国防部长的职务镇守在邺镇。权重，开始向郭威倾斜。这话表过不提。
第二次“使酒”，他得罪了史弘肇。
“禳祈之术”
史弘肇是刘知远帐下一员战功赫赫的骁将，带兵有辣手，与刘知远很相像，但下手杀人比刘知远还要凶狠，不讲规则。
当初郭威带兵平定李守贞叛乱，长达年余。国家西部用兵，京师恐惧，有流言。史弘肇负责京师治安，史称“务行杀戮，罪无大小皆死”，务必推行国家恐怖政策，血腥杀戮，不管罪过大小，一律处死。
李崧因为奴仆诬告而死，史弘肇将李崧的幼女取来，做了自家的奴婢。
这事养成了一个风气，大家族的权贵们害怕诬告，于是纷纷讨好奴仆，而这帮被豢养的家奴们也以此要挟主人，期望从中获利。
有一个姓何的大户，家中有一玉枕，据说价值十四万贯。他令家奴将其带到淮南去换茶叶。但这位家奴见钱眼开，从中隐匿了若干钱财，何大户给了他一顿鞭子。家奴干脆就告到史弘肇的警察局来，说何大户得到的是昔日燕王赵延寿的玉枕，拿到淮南给了吴人。这样一说，事就有了私通敌国的嫌疑。史弘肇不容分说，马上捕治，将何大户杀掉，当即在帐下就分掉了何氏的家财和妻女。
但史弘肇在杀伐中建立威信，也有“为国分忧”的考虑。
当时隐帝亲近那一批小人，史弘肇和杨邠都有“裁抑”，制裁和贬损，不让小人势力过大。
李太后有故人的儿子要做军官，史弘肇根本不解释，抓来就砍了。
隐帝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当时天下大旱，又闹蝗灾，黄河决口，京师大风将树木连根拔起，厚重的城门也无故坏掉，宫中还常见怪物投掷瓦石，摇动门扉。种种异象令隐帝和太后不安。于是有了“禳灾”活动，请尼姑们入宫来做道场。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当时请来尼姑进入宫禁诵念佛书做功德，有一个尼姑上厕所，回来后，则悲泣不止，除了哭，人事不知。连续几天，醒来，问她为啥哭泣，竟啥也答不上来。她在厕中看到了什么？史无记录。
隐帝刘承祐在天灾和怪异面前也有恐惧，这是儒学历来讲述“天人感应”的历史惯性力量在起作用。它对制衡帝王的放纵不一定有决定性作用，但至少在心理暗示中有一种减缓放纵、自我警醒的功能。隐帝见“禳灾”作用不大，就来问当时一个姓赵的司天监，管理天文历象的科技部长，究竟怎样才是正确的“禳祈之术”？
赵部长回答他的话集中了科学家、道德家和儒家谏官的意见，他说：“臣之业在天文时日，禳祈非所习也。然王者欲弭灾异，莫如修德。”
臣下的业务方向在天文历象方面，说到消灾祭祀、祈祷福报之类，不是我日常修习的。但我知道的是：治理天下的王者如果要消除灾异，最好的法术也不如修行德政。
这话让隐帝琢磨了半天。一直到司天监走了，他还在琢磨，最后还派出中使去问他“怎么样才算是‘修德’？”
赵司天监回答道：“请陛下读《贞观政要》去效法唐太宗。”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的一部政论、史论。记录了唐太宗在位23年中，与大臣们讨论国家治理的言论和措施。书中讲述圣君王道，用人唯贤，重民爱民，省刑慎罚等仁政主张和思想。赵司天监有此动议，应该是对隐帝的一种警示。但隐帝似乎没有看懂《贞观政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距离唐太宗王道事业太远太远了。
这是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的时代。
史弘肇欲斩苏逢吉
李太后的弟弟李业，在刘知远时期就做大内财务总管，隐帝时很得信任。当时正好有个宣徽使职务暂缺，隐帝、太后，都暗示执政，希望这个官职能给李业来做。但史弘肇认为官员迁补，国家有制度，不能让外戚越过这个制度，最后居然没有让李业做成这个官。宦官郭允明等人也很得隐帝喜欢，但是也因为执政的意见，很久没有升官。这一群人物对执政怨气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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