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北汉来攻晋州，已经五十多天，一直没有攻克。此时是冬季，正赶上大雪，河北士庶互相聚集在一起，自保山寨，以至于契丹和北汉在野外几乎无法掠夺，军中乏食，人心思归。尤其契丹人，更思念草原穹庐中暖乎乎的日子。所以听说王峻大军到达蒙阬时，一把火烧了军营，连夜遁走。晋州南门一失，等于与中原连成一气，相当于围棋中的“接活”，晋州围解。
这时候，诸将发现了“犁庭扫穴”的战略机缘，要求以晋州为大本营，马上追击北汉和契丹。王峻有了犹豫，但第二天天亮，他还是派出了名将药元福等人率领骑兵追击。药元福等人从晋州一直追击到霍邑（今山西霍州），长驱八百多里，纵兵奋击中，令北汉兵死伤甚重，更多人在溃逃中坠落崖谷而死。霍邑一带道路狭隘，诸将畏懦，不再敢继续前行，药元福在军中还不过是个排阵使，也即带兵列阵的总指挥，在行营中是个副职，但他表示“刘崇带着全国兵马、裹挟着契丹而来，志在吞没晋州等地而后南下，但现在已经气衰力竭，狼狈遁逃，我等如果不能乘此一举剪灭敌军，北汉必为后患！”但诸将都不想继续前行。那个时代，似乎没有几个人愿意豁出性命为国尽忠。药元福坚持己见，但这时候，王峻的使者到了——王峻命令诸将返回，不得继续追击。
一场可能的大捷半途夭亡。
王峻可能有他的“战略思考”，譬如，劳师远征容易疲惫，万一有不测，会全军覆没；北汉和契丹也许有晋州之战后的安排，根基未动，万一与兖州和江南联手，中原难于安定，等等。
但站在时间后面来看，王峻这类“战略思考”实属多余。他失去了一次可能彪炳史册战略大决战的机会。
但王峻这次北征，还是取得了辉煌胜利，史称契丹败退到晋阳之后，检点人马，损失了将近一半。领头的将军自感无功，找了个大酋长做替罪羊，把他“钉”在集市，“钉”了十多天，然后杀了他。而北汉主刘崇则领教了后周的厉害，史称从此“息意于进取”，打消了南下图谋中原的念头。
为得宠王峻罢朝
北汉地方狭小，土地贫瘠，士庶贫困，但又要内供军国，外奉契丹，所以赋役相当繁重，可称民不聊生。晋州之战后，逃入后周境内者有很多。
王峻援晋州，还捎带着解决了永兴（治所在西安）节度使李洪信的问题。李洪信是后汉李太后的从弟，后周建国后，他很提心吊胆，不知应该怎么办，更不敢交出兵权。但他城中的守军不满千人，王峻在陕州时，打着救援晋州的名号，又从永兴军调走数百士卒。等到晋州之围解，北汉兵遁去，王峻又派遣禁兵千余人镇戍长安永兴军。李洪信忖来忖去，知道抗拒是没有希望的，于是“入朝”，正式归附了后周。
王峻不简单。史称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但他个人的性格因素让他的命运开始向着悲剧趋奔。历史上来看，个人的悲剧，除了制度的、环境的、结构的，更重要的，偶然的因素起作用之外，就是个人性格的因素在起作用。王峻的性格悲剧，与古希腊的传奇英雄很接近。那是命运中无能抗拒的东西。性格即命运，这个浸透了无数血泪的存在经验，古今一体，中外皆然。儒学对此有审视，更有独具东方色彩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渗透了圣贤智慧的“礼”。
关于“礼”，我在说到隐帝刘承祐的故实时，已经说过，传统“礼”的要义，可以用“当位”与“节制”两个主题词来概言。这里要补充的意见就是：礼，除了各类儒学讲述意见外，更要知道，它还是用来协调君王公侯乃至于士庶“主体间性”的规则。上下均能恪守这类规则，共同体之间就有良性运转的可能；否则，就是心生怨恨，演绎下去，就是血雨腥风。历史来看，一百场刀光剑影，有九十九场其源头在主体间的“悖礼”。不能“节制”各类欲望，又没有“当位”之念，试图僭越，就是“悖礼”。“悖礼”几乎是数千年间战乱之源。五代十国时期尤其如此。王峻的性格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悖礼”。
王峻性情轻浮而急躁，工于算计，贪图权力和利益，更喜欢听奉承话。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只有自己才可承担起治理天下的大任，他人无此本事，甚至连太祖郭威在内，也不及他。
他常常在御前谈论政事，郭威赞同他的意见，他就高兴；不赞同，他就心生怨恨，甚至当场就顶撞郭威，而且出言不逊。这就是“悖礼”。
但郭威比他有气量，更念他是元老旧臣，又辅佐创立了后周帝业，功勋卓著，更一向深知他的为人，所以对他有了宽容和纵容。王峻年纪比郭威大几岁，郭威做了皇上，还是称他为“兄”，公事召他，也称他的字，而不称他名。这就好比刘备称赵云，总是叫“子龙啊”如何如何，而不是“赵云啊”如何如何。在“名”与“字”并行的往古，称“字”不称“名”，是对人的尊重，也透着亲切。但王峻不因此而自我调整心态，反而更加骄横。他认为这一切不仅是应该的，说不定郭威还真的对他有畏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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