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往来有玄机。刘承钧不称老赵“陛下”“宋主”，而称“赵君”，就是不承认大宋为“正朔”。但赵匡胤闻听此言，却心生同情。北汉从后汉而来，而后汉据守北境，捍御契丹，于中国有大功；最后被郭威所灭，虽然有不得已之处，但道理上，灭人家后汉之国，那是说不过去的。郭威更不该答应迎立刘崇的儿子刘赟，而后又杀了刘赟。这让刘崇如何忍得了杀子之痛？故刘崇起兵太原，延后汉一线血脉，有其正当性。
老赵对后汉、北汉的来龙去脉，有感触，史称“上哀其言”，皇上对刘承钧的回复很同情。
老赵对使者说：“为我告诉刘承钧，本朝开尔一路以为生。”
老赵称刘承钧之姓名，连“君”（先生）这样的客气词也不用；更称“北汉”为“路”，也有深意，他不承认刘氏所据太原诸州为“国”，只能是一“路”。“路”是个行政单位，在宋代相当于今天一个“省”。这封回信也算是对刘承钧称老赵为“赵君”的一个“回敬”。
老赵说话算话，终刘承钧一世，没有大规模地向北汉用兵。却也正好借此机会平定了泽潞李筠、扬州李重进，以及荆湖巴蜀诸地。直到开宝元年（968），刘承钧死，老赵才对北汉有过一次足够规模的攻伐。
后汉被后周荡灭，但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兄弟刘崇观察天下形势后，据河东十二州称王，仍称国号为“汉”，仍用后汉乾祐年号，以示“大汉统绪”。北汉僻居河东一隅，地瘠民贫，约略只有二十万人口不到，但刘崇结辽为援，每有战事，即联合辽兵行动，虽然屡次失败，但屡仆屡起，甚至还两次主动进攻后周，郭威没有扫平它，柴荣没有铲除它，赵匡胤也没有攻灭它，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征，采用围汉打援战略，先击溃辽军援兵，而后下太原，灭北汉。
北汉如此羸弱，却存续时间如此之长，如此难于弭定，成为“五代十国”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有心人开始探讨这一历史案例。
薛居正《旧五代史》将刘崇列入《僭伪列传》，记录刘崇死后，用语相当刻薄，他说：“刘崇以亡国之余，窃伪王之号，多见其不知量也。今元恶虽毙，遗孽尚存，势蹙民残，不亡何待！”刘崇占据着后汉亡国之后的河东之地，窃用伪王国之称号，太能看出他的不自量力了。现在刘崇这个首恶已经死了，遗留的孽种刘承钧等人还在，但已经势力狭小、民力凋残，不亡国还等什么！
刘崇死于954年，《旧五代史》成书于974年，赵匡胤逝于976年，北汉亡于979年。《旧五代史》成书时，赵匡胤、北汉都还在。但北汉这时候，正成为大宋帝国的“敌国”，薛居正此言显然带有“敌我情绪”。
二百多年后，大宋帝国的朱熹先生对刘崇做出了不同类型的评价。
《朱子语类》记载，有弟子问朱熹：“太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东刘氏独独难取，这是为啥啊？如果说北汉兵强吧，根本不是，看它的政事所为，也多有败亡之势，但就是拿它不下！不知何故如此？”
朱熹回答：“北汉，本来就是他家的社稷江山。郭威乘其君主幼弱而夺之，灭了人家隐帝刘承祐；刘崇于是据有河东。所以后来郭氏、柴氏得到天下，成立后周，刘氏必然不服。所以宋太祖给北汉书信，婉言相劝，告诉他们大宋与北汉并无雠隙；但刘氏答信说：‘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这就是他们刘氏坚守北汉的理由，可谓理直气壮，道理被理顺了，所以难取。”
“血食”，指宰杀牲畜祭祀先祖，祖先得以“血食”，证明有后人祭祀，于国而言，就是社稷尚在。祭祀先祖，在古代为一绝大事业。“不血食”，就是无人祭祀祖先，意谓国破家亡。
朱熹这个意见，解释了北汉之所以长久存在，除了“结辽”战略外的另一个理由。“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有此一语，北汉，就王国（北汉不是帝国）社稷言，有其正当性。这也是它能够动员起全国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人力资源来对抗南来威胁的“气势”所在。
“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就是不忍心看着刘氏之社稷江山被人霸道强取，因此可以有足以动员士庶“捍卫社稷”的精神资源。它易于在军民之中推演所谓“慷慨”之气。对于战争能力而言，这是一个向度。
我赞同朱熹这个视角。“捍卫社稷”是人伦大义，是正价值，具有独立方向，不得以“割据”之意浅视北汉。
伍 柴荣
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后，励精图治，他以惊人的效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他开始改善漕运制度；他以政治家的胆略处理了夏州李彝殷与折德扆的藩镇纠纷问题；他开始精简士卒，训练禁军；他诏令地方平定盗贼；他限定僧侣寺庙规模；他派出得力干将修筑葫芦河，阻挡契丹南下……
柴荣铁腕执政
柴荣因为违背朝臣众议坚持亲征，最终击败北汉契丹联军，又以凌厉手段将战场败退的将军正法，威信大为提升。文武大臣无人再敢小觑这位大周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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