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又下一系列诏书，将寿州府治移往下蔡，故城寿州改为寿春县；赦免州境死罪以下全部囚犯；州中百姓因为受到南唐刑罚而啸聚山林的，一并召回重操旧业，既往不咎；有曾经被伤害的，不得复仇；昔日政令有不方便士庶的，可以写成文书奏报。
南唐主李璟听到刘仁赡病逝，也痛哭一场，追赠他为太师。
世宗下诏开寿州粮仓赈济饥民，而后，返回东京汴梁。
寿州平。
柒 出师未捷身先死
回到京师，大帝柴荣就带着病躯下诏，宣布了他那个艰难的决定：免去张永德的官职，赵匡胤则由原先的义成军（今河南滑县）节度使改为忠武军节度使，由检校太保改为检校太傅，由殿前都指挥使改为殿前都点检。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出现了拐点。
《宋刑统》震烁古今
公元957年夏到公元959年冬，两年多的时间里，周世宗柴荣做了三件大事：
一、完善帝国管理制度；
二、平定江北淮南全境；
三、恢复燕云关南之地。
三件大事做完，大帝柴荣还有更多大事要做，但是上苍没有给他更多时间。
柴荣下诏修缮永福殿，命宦官孙延希监督工程。但是当柴荣到修缮场所，看到农民工们在使用木片削成的勺子吃饭，而饭菜都盛在瓦片中时，大怒，当即将孙延希推往街市正法。从此改善了农民工的待遇。
帝国管理制度中，柴荣首先想到的是“法制”。
但他用法严峻。
早年，柴荣在后汉时，做一个禁卫军的将军，曾经到一个县城去玩，当地的县令正在聚众赌博，没有接见柴荣。柴荣从此心里有了怨恨。等到柴荣践祚，这个县令跟部下某人犯了聚敛罪，以权谋私，在民间搜刮了几百匹布帛。宰相范质主持审理后，将这事草拟了一个处理意见上奏。
柴荣一见，是这个混蛋，就动了气，对范质说：“亲民之官，赃状狼藉，法当处死。”
管理地方的县令父母官，贪赃之状如此恶劣，按法当处死。
范质回奏道：“做官搜刮聚敛，有罪；但是仅仅是搜敛，虽然数量不少，但按律法，还没有到死罪那一条。”
柴荣大怒，厉声道：“法者，自古以来为帝王所创制，其根本，就是用来防备奸邪。朕立法杀这两个赃吏，算不上酷刑！”
范质又回道：“陛下真要杀他，就杀。但是如果将二人案移送政事部门，我这个宰相是不签署的。”
柴荣气稍平，最后还是饶了这个县令一条命。但柴荣从此知道法令中仅仅搜敛还够不上死罪，不免心有不甘。于是下令：“今后再有犯搜刮聚敛之罪的人，加一条‘枉法’，以‘枉法’论！”
范质于是奉诏，在后来主持《刑统》工作时，补充了一条“强率敛入，己并同枉法者”，做官以权力搜刮聚敛，中饱私囊，按“枉法”处理。
范质曾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大宋六朝，除了后梁之外，五朝为官，其中后周、大宋两朝为相。
范质幼时聪明好学，据说九岁能诗文，十三岁读《诗经》，十四岁即招生收徒。五代后唐长兴四年考中进士，开始出仕。后周太祖自邺起兵，进取京城时，范质避乱，藏匿民间。时当酷暑，范质一日坐于封丘巷茶肆之中，摇扇吃茶。手中的扇子有两行字：“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
正摇着扇子，忽然有一人走上前来，范质看时，只觉得这人貌甚怪陋，他对范质作揖说：“世之酷吏冤狱，何止大暑？相公他日当深究此弊。”
世上的酷吏冤狱，大暑如何能比？相公他日应深研这类案例。
说罢，还把范质的扇子带走了。
范质怅惘很久，不懂啥意思。后来他来到火神庙后门，见一土木短鬼泥塑，很像茶肆所见怪陋之人，有趣的是，那把扇子也在这个土偶手中。范质不免惊异。但此事之后，范质从此关心刑法。到他在后周做官时，就与名相窦仪等人一起，参与主持制定了大名鼎鼎的《刑统》。显德四年，公元967年，柴荣又下诏，认为范质、窦仪主持制定的《刑统》初稿，集中了五代以来的律令，文辞古奥，难于知晓，格式、敕令等，又繁杂不一，于是又命御史知杂事（略相当于御史府中的轮值主席）张湜等人，对律法诸条做出注释。范质等人又对此做了评定。后来通行的《刑统》，就是范质、窦仪、张湜等人斟酌修订的文本。
此事不可小瞧。《刑统》即《大周刑统》，直接承接《唐律疏议》以来诉诸公正主题的司法精神，是中国文明史至为重要的一部文献。范质历五代终始，知道天下最后一定有一个归宿，他当初选择后周时期来主持《刑统》，其深意在于寄希望于邦国政治之展开，应由法制推演。这相当于“制礼作乐”之后的文明深化。范质期待中的圣贤愿景是礼乐与刑法的合流。
958年秋天，《大周刑统》定稿，下诏颁行。
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宋帝国接纳了这个思想，增删损益之后，有了震烁古今的《宋刑统》。
范质等参与制定《大周刑统》的重要性在于：从此以后，即使是出于帝王意愿的判案处理意见，也要遵循律法，不得逾越过当或随意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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