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赵普又有不少糗事，其中比较严重的是包庇贪赃官员。于是，老赵作出一个决定，另选他人进入中书，分解赵普的权力，最后，干脆让赵普走出朝堂，到河阳去做节度使，做了地方官。
皇上与大臣，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历来存在着权力方向的“博弈”，这种“博弈”不一定是斗争，但事情涉及管理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因此，不是小事。臣下权力过大，帝国容易呈现尾大不掉“权反在下”之格局；皇上权力过大，帝国容易呈现乾纲独断“权尽在上”之格局。二者都不是帝国的福音。因此，最好的模式就是“君相分权”，君主做君主的事，臣下做臣下的事，此即传统儒学期望中的愿景：君君臣臣——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在这方面，帝国自汉代以来就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博弈”。
赵普，在帝国之初，主张中央集权，收回藩镇兵权，是一大见识；但他事实上还有一大见识，往往被人忽略：主张中央分权，推演君相分工。
在老赵考虑给赵普“分权”之前，赵普已经考虑给老赵“分权”了。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同日辞职。老赵随即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书时碰上一个程序问题：现在，没有宰相了，哪个宰相来“副署”签名？按照习惯法，诏书没有宰相副署，是不合法的。老赵要提拔赵普，很想将这个程序模糊过去，就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我来为任命你的诏书签个名，可以吗？
赵普回答：“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
这是政事堂有关部门的职掌所在，不是帝王的事，不成。
最后，他们又找了其他人商量，在没有宰相的时候，谁，有资格在干部任命诏书上签署，使其法律生效？有人提出，现在的开封尹赵光义，领有头衔“同平章事”，这个就相当于宰辅职衔，可以签署，于是，赵光义署名，赵普为相。
在以后的日子里，太祖、太宗遵守古制，严格按照这个程序颁发诏书，终大宋319年，历北南两宋十八帝，没有一个帝王敢于逾越这个制度。在众多的“祖宗成法”中，限制君权，是其一。
这是大宋的光荣，而赵普，在帝国之初，识大体，坚守了这一古来的秩序原理，成为“君相博弈”中的大宋奠基人，与“收复兵权”同样重要。大宋的格局，由此展开为一种政治文明。
假如他当初略一动摇，随意将此事模糊过去，则因为有太祖签署的逻辑起点，则以后的逻辑链条将很难走出宿命性质的所谓“路径依赖”。大宋，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面目。
宋神宗朝时，有一次因为西北用兵失利，神宗大怒之下，在臣下奏上的文件中批示，要斩一名转运不利的后勤官员。
第二天，宰相蔡确奏事，神宗问他：“昨天朕批示斩那个后勤主任，这事办了吗？”
蔡确说：“臣正要上奏说这个事呢！皇上要杀此人，臣以为不妥。”
神宗说：“杀这个运输不利的人，有何疑虑吗？”
蔡确说：“太祖太宗以来，不曾杀一个士大夫。臣等不想让陛下开始破这个例。”祖宗成法，宋真宗以后历届帝王无人敢于违背。
神宗于是沉吟半晌，说道：“他也确实有罪，那就将他刺面，配送远处一个恶劣的地方吧！”
这时，有个门下侍郎（略相当于国务部长）章惇在旁值班，听到后说：“如此，还不如杀了他呢！”
神宗问：“你这话啥意思？”
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脸上刺字，对士大夫是一个侮辱！”
神宗气坏了，声色俱厉地说：“哼！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章惇也不客气回敬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蔡确、章惇之所以敢于与神宗“较劲”，事实上就是在“君相博弈”中，寻求帝国政治秩序的平衡。大宋帝国，宰辅直接拒绝帝王不合理意见的故实比比皆是。应该说，整个大宋时代，君相之间的平衡关系可能是历朝历代比较合理的，君权不能独大，相权也不能独大。而北宋晚期、南宋晚期，之所以遭遇社稷颠覆江山变色，除了地缘环境的恶劣，遭遇了两个强劲的草原邻邦之外，相权过重，不能合理决策，也是原因之一。
大宋帝国的君相平衡，源于太祖赵匡胤时代，而赵匡胤时代，赵普于此奠基之功很大，值得表彰。
中部完
赵匡胤时间：公元927年至976年军政故实（下）
壹 偃武修文
大宋立国伊始，老赵从地方收回司法权，制定《宋刑统》，提出著名的刑律方针：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除文明立法之外，他还巡视国子监，重视儒学，师法古圣，身体力行，教化天下，并对科举进行了政策性调整，确保公平取士。国家的文治格局慢慢走上正轨。
“微行”遇冷箭
陈桥事件后，慕容延钊抵御北汉契丹来侵，前锋已经驻屯真定（今河北正定）。太祖受禅后，当即派遣使者给慕容将军带去诏书，许以“便宜从事”，允许他根据前方形势自行裁断。慕容延钊于是巡视河北边境，严加防范。北汉、契丹逡巡归逡巡，觊觎归觊觎，但闻听慕容延钊大军在前，未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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