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老赵等到了慕容延钊方面的来报，史称来报的内容是：
“契丹与北汉兵皆遁去。”
他们闻听老赵登基，已经不是后周幼主的天下，入侵中原之意顿消，再南下，已经没有胜算，所以只好撤兵——或遁去。
大宋新政初建，赖慕容将军而安定了北境。慕容延钊被宋太祖授为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
公元960年2月，农历正月，初春的日子，赵匡胤住进了原后周的禁宫。
老赵几乎来不及享用种种“帝王之乐”。他依旧过着那种简易的日子。心里想的却是天下大事。
老赵喜欢“微行”，以便于“阴察群情向背”。他大约想起了古来帝王“微服私访”的故事，于是也常常“微行”。但这类行动给保卫工作带来难度，于是有人劝谏他注意安全，帝王嘛，深居简出为要。但老赵听后大笑说：
“帝王之兴，自有天命！过去周世宗见诸将长得方面大耳，有帝王之相者就借故杀之，我老赵终日侍奉在世宗左右，他也不能害我啦！没关系，谁有这个帝王命格，任他自为就是，我老赵不禁！”
从此“微行”更加频繁。
但是“微行”虽然没有遇到麻烦，第一次公开出行却遭遇了袭击。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说太祖即位后，车驾初出，过一桥，忽然有飞矢来射黄伞。禁卫一时惊骇，老赵却干脆敞开袍子，笑着说：
“教他射！教他射！”
回到宫内后，左右力请捕贼，老赵不允，久之，亦无事。
老赵此举，很像大帝柴荣。当年，老赵跟从柴荣征淮南，克寿州城时，曾经亲眼看到柴荣的镇定。
时寿州守将刘仁赡猿臂善射，发无不中。周世宗坐帐幄中观战士攻城，刘仁瞻觑见黄罗伞盖旁的帐内有人，忖度就是柴荣，于是，从城上搭弓射之。说那箭镞在御座前数尺就会降落。左右惊愕，都来谏请世宗避一避。柴荣说：
“要是一箭就射杀一个天子，天下还有天子吗？嘁！”
柴荣不但不避，还命左右将御座抬到刚才箭落处，等着继续来箭。
刘仁赡的箭又到了，结果又在几步远之外落地。这箭，伤不到周世宗。
刘仁瞻知道后，将弓箭放下不再狙击。他对左右说：
“这是天意啊！不是我不能射中他！但吾世受国恩，兄弟之中行伍多人，如果不能治危捍敌，宁静边境，给君父带来忧患，吾甚耻之！现在虽病但犹能奋力执戈，与诸君背城血战，死于旗鼓之下，乃吾之分。终不以大丈夫之节屈身以事二姓！”
这一段记载见于宋人龙衮《江南野史》。龙衮评论此事道：“以周世宗之神武确断，当矢石而不惧。予观自古帝王之达者一人而已。”这个评论不确，因为赵匡胤也是这样的人。
老赵是真的相信天命在兹。
他遇到敌对势力放冷箭，却没有追缉刺客，确实了不起。想想如秦始皇博浪沙遭遇刺客，没有搜索到刺客，竟然扫灭周围多少平方公里的人烟，就知道老赵与嬴政不是一类人。所以我有一个说法：
同为皇权制度下的帝王，与同为民主制度下的总统一样，良莠不齐；说帝王皆是混蛋，就跟说总统都是圣人一样糊涂。人的丰富性决定了人的多样性。以职业之不同而界定人性之不同，必生谬见。
老赵不追究暗杀团伙，不问何故何因，此即静穆简易。船山《宋论》，最为欣赏的就是老赵的行事简易之风。盖天下初定，特别需要休养生息，而“民之恃上以休养者，慈也、俭也、简也；三者于道贵矣，而刻意以为之者，其美不终”。为君王能坚持“慈、俭、简”三字，实为天下福音，但又不必刻意为之。在船山先生看来，汉代文景之治，两代君王称得起“慈、俭、简”三字，但行事未免刻意，赵匡胤则全出于自心。船山先生认为宋太祖赵匡胤完全当得孔夫子“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之境。我赞同此议。
老赵有时会在后苑弹雀。有一次，臣下称有急事请见。老赵赶紧扔下弹弓子来见臣下，但一看这位所奏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小事。于是大为光火，厉声质问。这位失名的臣下（行事风格很像赵普）对曰：
“臣以为所奏之事再不急，也比在后花园弹雀子急！”
老赵闻言更来火儿了，举起身边的斧钺就撞击臣下的嘴巴，结果撞下俩门牙来。这位臣下慢慢蹲下，将牙齿拾起来放入怀内。老赵气未消，骂道：
“你这家伙藏那俩牙，是准备起诉我做呈堂证据吗？嗯？”
臣下对曰：“臣不能起诉陛下，但是自当有史官书之。”
老赵听到这话，居然一下子就——觉悟了，连忙赐给他金帛慰劳。事实上，他是惧怕历史。中国史，具有“类宗教”性质，让人在作恶之前对身后之名有所忌惮。越是位尊德高之人越是惧怕历史。位高而无德之辈，不信头顶三尺有神明之辈，不怕历史——他们什么也不怕。这个“弹雀”的故实，是可以考见赵匡胤内心“敬畏”的有趣案例。他不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他内心有神明，可以从他每年都要做郊祀、祭太庙，敬告天地祖宗的事实得到证明；他终生敬天道，可以从他的自信坦荡以及戒惧惕励而行事的风格得到证明；他信奉儒学之春秋笔法，对历史书写有虔诚的敬畏，可以从“弹雀”故实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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