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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_金纲【三册完结】(237)

  国家的武装力量开始出现“可控”的格局,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可控”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记载,老赵选出的“兵样”规定是:不看身高(当然高个子更好),要选“琵琶腿”,大腿、小腿有肌肉;“车轴身”,虎背熊腰;“取多力”,身腰腿脚有力。唐代以来招募精锐军人,有“翘关”,抬举城门之力;“负石”,负重行远之力。老赵选“兵样”,除此之外,还有射箭能将弓把拽断,能将弓弦拉折,使用劲弓要能射倒箭垛,等等规定。

  此外,老赵还吸取唐以来藩镇之弊,改立“更戍法”,即将训练有素的士卒轮流分遣,大藩由禁军戍守。这样,就让戍卒往来道路,以此练习勤苦、均分劳逸。这个方法有了期望中的结果:领军的将军,其手下士兵常得轮换,史称“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一次性地结束了中唐以来两百年间的“藩镇之祸”。据说,这些都是赵普所上的谋略。纳入五代十国的历史来看,就会发现“更戍法”的创造性不简单。增强军力,又天下太平,这是两百年间多少帝王藩帅梦想不及的。

  老赵的另一个改进,与范质有关。

  老赵之前,君臣议论重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完事后,常从容赐茶,宰臣乃退。古称“坐而论道”,非“立而论道”。唐及五代,还在遵守这项制度。

  范质等人是后周旧臣,老赵留用为相。但范质等人自知原是周室人物,故内心常常不安,“又惮帝英睿,乃请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帝从之。由是坐论之礼遂废”。在范质之前,君臣议论军政大事,以口头议论为主;有些重要的号令、官员升迁、刑赏废置之类,只需要将写好的文书当廷呈上,君王画个符号,即可颁发施行。到了范质这个时代,他开始将所有议论之事均草成“札子”进呈,退下来时,就研究札子所得圣旨批语,中书同列在文件上签署姓名作为标记。范质以为如此做事有凭有据,可以免去种种失误。他曾对太祖说:“这样做,可以尽禀承之方,免妄误之失。”由于呈札子,不需要即刻等待批复,故不必坐;而札子越积越多,有些札子要等到翌日或多日后批复,所以赐茶之礼也废。

  野史中对此有些不同说法。《邵氏闻见录》说:太祖即位后一天,宰执范质等犹坐,太祖曰:“我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范质等人起来呈送札子,太祖看时,范质等欲复位,但太祖“已密令去其坐矣”,于是,坐礼废。这个意见是说老赵玩阴谋,我不信此说。老赵如果有意废除此礼,只需要知会宣徽使一声,宣布为一种规则即可,哪里用得到如此心计?这是矮看了老赵。

  “坐而论道”之礼

  废除“坐而论道”之礼,自建隆元年始,造成这个礼废的是范质。

  范质在相位,所下制敕,中规中矩,凡遇有官员除为刺史、县令之类,他尤其关心户口版籍。有使者要下去按查民田及狱讼,范质都要亲自召见,为之讲述天子忧勤之意,而后再派遣外放。

  范质忧心天下,有汉萧何之风,故时号“贤相”。据说他生病之后,老赵多次想到范府看望他;又怕自己亲自造访,给老范添麻烦,就派了宫中女眷到范府问询。但范质家里迎奉贵宾的器皿都凑不齐,宫中女眷向老赵汇报,老赵就命翰林司赐给他果床、酒器之类。

  后来再派人到范府,对范质说:“卿为宰相,何自苦如此?”

  范质回答道:“臣过去在中书省,从无私交请托,所与饮酌来往的,都是贫贱时的亲戚故旧,用不到那些器皿,所以因循下来,一直没有添置——不是我买不起啦!”

  范质病逝后,老赵曾对左右说:“朕闻范质居第之外,不植资产,真宰相也!”

  后来的宋太宗亦看重范质,曾对近臣称累朝宰相,循规矩、重名器、持廉节,没有人能与范质比。但太宗也有一句批评意见:“范质所不足者,但欠周世宗一死耳!”

  这个说法,在砥砺名节的大宋时代,是意味深长的。

  太祖太宗两代人表彰文臣,有引领天下向着文治方向迈进的大战略意图。老赵表彰文臣,又能控制文臣,这样就演绎了帝国的政治平衡。

  这兄弟俩都重视文臣。现在看,也许这不是个什么大事,但在宋初,此举就有“拨乱反正”的功能。按照船山先生的观察,整个五代时期,从后梁开始,朝代更迭,天下混战,血流成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央政权动辄被武夫夺走,而武夫之所以能够夺得兵权,此仆而彼兴,“无他,唯无相而已”,没有其他理由,唯因没有宰辅而已。说“无相”,不是说没有这个充任宰辅的人,而是说国家权柄皆操在武夫之手,宰辅文臣不能执掌国政而已。甚至,即使君主想把政权交到宰辅文臣的手中,也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建国”之际,根本就没有文臣什么事,都是长枪大戟打下来的天下,派出一个两个文臣,要他们在功高天下的武夫之上,就跟个摆设一样,谁也不服。甚至像李存勖这样的能耐人物,很早就想称帝,对国家也有规划,甚至延聘了像冯道这样有点影响的文人来做官,但举目望去,最后推他上位的还是武夫,冯道,只能做点笔墨工作,根本没有参与到社稷兴衰方向上来。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宰相无能,如冯道,不能谋划天下;一方面是君主无意,如庄宗,不能推演文治。船山先生说道汉高祖刘邦,当初封赏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而以萧何为功最高,史称“天下第一侯”。当时就有武夫不服气,但高祖就是有格局,当下即叱责武夫们不过为“功狗”:就像打猎一样,追杀兽兔者,狗也;但控制并指挥猎狗到那里去追杀兽兔,却是猎人的活儿。披坚执锐攻城略地,功狗而已;发现踪迹指挥猎狗,才是功人。一番话出口之后,武夫不怒,实在是让他们听了心服口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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