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如“无相”，实际上也往往就“无君”。因为既然比的是肌肉，那我也有可能肌肉不差。这样，就有了李存勖对朱温的轻蔑，李嗣源对李存勖的轻蔑，李从珂对李从厚的轻蔑，石敬瑭对李从珂的轻蔑，安重荣对石敬瑭的轻蔑，郭威对刘承祐的轻蔑……都是长枪大戟，谁怕谁啊？于是，价值观被省略，人臣大义被省略，剩下的就是肌肉。这就是五代十国“丛林”风景的由来。所以史家有一个定见：“人主之职，在论相而已”，君主的主要职掌，在选择宰辅。能够得到推演文治、价值观、天下意识的宰相，得一二人，不仅是天下黎民之福，也是君主子嗣之福。这个道理，五代乱世之中，藩镇，以及由藩镇而翻牌为帝王的武夫们，不懂。
但赵匡胤懂，赵光义懂，于是，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世，演绎了三百年大宋王朝的文明。
天子“护法”
我想象中的范质，似乎是个胖子。
偃武修文，离不开法制环节。这一点老赵和赵普也想到了。
五代乱世的司法权基本都在藩镇手里，史称“刑典弛废，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自古以来的刑罚法典都被废黜了，各个州郡掌管监狱的官吏，大多不懂法律，藩镇大帅多为武夫，大都率意行事，随意解释司法，全凭自己的意愿断案。这就意味着，生杀予夺，都由藩帅们一句话。故枉法杀人，所在皆有，朝廷一直无能干预。
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专章说“五代滥刑”。五代乱世，本来就没有什么成文法，视人命如草芥，动不动就“族诛”，灭人全家。
从后梁开始就干这个活。梁祖朱全忠因为“旧怨”，在夺得天下后，派遣人到洛阳族灭河阳节度使王师范全家。王师范闻讯，设席与宗族宴饮，对使者说：“死，这个事，人所不免。但我担心少长失序，下愧先人。所以要按次序去死。”酒半，命宗族两百余口按照少长次序先后就戮。
后唐庄宗灭了后梁，将后梁大臣赵岩等人“族于市”。又派大将李绍奇去诛杀朱友谦全族。朱友谦的妻子张氏率家人两百余口见李绍奇说：“我们朱氏宗族当死，愿不要滥杀平民。”于是将其婢仆百人挑选出来，放走，以其族人百口就刑。张氏又取过“丹书铁券”向李绍奇出示说：“这是皇帝去年赐给我们家族的，我是妇人，不识字，不知道这上面写的什么。”李绍奇看后很惭愧，但还是杀了朱氏全家。朱友谦旧将七人，时为刺史，也连坐“族诛”。
也是后唐时期，有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谋叛，被杀后，又搜集他的同伙共三千人“并族之”，还杀掉了与之有关联的军士数百人，“夷其族”。
后汉时，三司使王章被杀，他有个女儿已经嫁给他人，而且病了多少年，但还是带着病被人架到刑场“就戮”。故相李崧之弟李屿，有个仆人名葛延遇，他贪污李屿的货财，李屿责怪他，他就到朝廷去告李屿，说他谋反。于是李屿并李崧等被“族诛”。
……
赵翼评论道：“族诛之法，凡罪人之父兄妻妾子孙并女之出嫁者，无一得免，非法之刑，于兹极矣！……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即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军吏因之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数。”
这种由朝廷和藩镇实施的族诛滥刑，可称“毒痛四海，殃及万方”。就军政混乱、刑罚深重而言，较嬴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人们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大宋之初，滥刑之诛，还时有所闻。
史载一案例，影响了大宋刑罚制定。
说金州府有一庶民马从玘，他的儿子马汉惠是个邪僻无赖，曾经害其从弟。此人又好抢夺他人财物，乡里乡亲对他恨得要命，但又没有办法。马从玘与妻子和次子三人商议，无奈之下杀死了马汉惠，算是“为民除害”。但此事传到当地官府，有防御使名仇超、判官名左扶，二人竟审得案子来龙去脉后，将马从玘夫妇和他们的次子一并诛杀。
这一大案传到汴梁，赵匡胤认为仇超等人故意将马从玘等判为死罪，实在过分，并果断下令给宰臣道：
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闻奏案，付刑部详覆之。
事实上，从藩镇手中收回司法权，在南唐先主李昪那里，就已经开始施行。李昪曾有“决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即地方藩镇必须将死刑上奏朝廷，由朝廷反复查验复核，而后决断犯人生死。如此方有望减少或避免冤狱发生。先贤有道，老赵应有借鉴。
马从玘案是大宋有司详细核查的第一案例。核查的结果是：将仇超等除名，并流于海岛。史称自此以后，“人知奉法矣”。
但不久后，又有一案例，可见推动法制之艰。
河南府有一个尼姑名法迁，她私自使用师傅的财物，被告官。但按照“挪用他人财产”例，罪不当死；可是赶上了一个用法严峻的河南府判官卢文翼和法曹参军桑植。这俩人给尼姑罗织了一个“盗”的罪名，竟“置于极典”，将尼姑“正法”。事报到朝廷，因为河南府没有将死刑案上报刑部复核，老赵干脆将卢文翼“除名”，桑植则被“夺两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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