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护法”之严，于此可略见一斑。
颁诏书为民雪冤
大宋制定《宋刑统》时，老赵曾提出了著名的刑律方针：
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
禁止士民做坏事，所以要设定法令；但司法条文应该简要，其核心精神必须要有怜悯同情之心。
这是文明立法的经典思想。
但经由这两个案例，也可以看到赵匡胤主导帝国“自我更化”的努力。所谓“自我更化”也就是圣贤所言之“知过必改”。帝国司法有错，有错就改。
这个精神不是从赵匡胤开始的，后唐李嗣源时就有这种精神。天成三年（928）正月，赵匡胤出生的第二年，李嗣源刚做了后唐皇帝，正在办理一件大臣死后的丧事，误听京城公安局长的口头报告，说是“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当下大怒，就派大臣石敬瑭到下面执法，杀了两名村童。后来安重诲调查事件，了解到原来是俩儿童，未成年人，戏耍而已。当他审明真相后，“方觉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方才知道自己错误地使用了刑律，反复推演琢磨多次，惭愧敬畏之心不是一点，于是，“令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命令削减十天的常用餐饮，以此来求得冤魂的原谅。此外，还罚了石敬瑭一月俸银，将那位口头奏报不实的人撤职，打了二十军棍，配流登州。并对冤死者做了政府补偿：“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从此以后，还颁布法令：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用到极刑，必须仔细裁判发遣，不得按以往那样随意模糊，因循过去。
司法中最值得钦敬的是雪冤。值得注意的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对冤假错案格外注意，这方面，他有不俗的理念，纳入现代司法制度考察，也是闪光之处。他多次颁布诏书，要求解决冤案问题。
公元928年十月，他说：
为政之要，切在无私；听讼之方，惟期不滥。天下诸州府官员，如有善推疑狱及曾雪冤滥兼有异政者，当具姓名闻奏，别加甄奖。
国家政制的要点，理应开始于公正无私；治理诉讼的大法，只有期望于公正不滥。天下诸州郡府官员，如果有善于推断疑案，以及曾有过为人雪冤，免予滥刑，这样有优异政制的人，应该把他们的姓名报到朝廷，朝廷要另外给予嘉奖。
公元930年二月，他说：
欲通和气，必在伸冤；将设公方，实资奖善。州县官僚能雪冤狱活人生命者，许非时选，仍加阶超资注官，与转服色，已著绯者与转兼官。
要想达到天下祥和之气，一定先要为人伸冤。以后将在这方面设立公开的制度，实现奖励为人雪冤的善举。各州县官僚，如能有为人昭雪冤狱，活人性命者，可以不必按照日常规定选举，直接报到朝廷，为之加官晋爵增加俸禄，并转赠上一级官服。如果已经是穿了绯色官服了，就再转加一级加官。
所有这些，很可惜，只在明宗李嗣源时有过短暂的施行，在随后的乱世乱局中，法律还是回到了藩镇暴戾恣睢的随意性中，一直到了大宋帝国，赵匡胤将这些富有圣贤精神的法制思想继承下来，而且有了新的创造性。
打不死人的刑具
太祖一朝，为了解决量刑的随意性，还对刑具做了标准化处理。
这是接受了当时吏部尚书张昭上书的意见。规定徒、流、笞、杖等刑名应据法之轻重而标准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司法官吏有所依凭，不至于随心所欲。
这个标准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量刑后的标准化，如流放的刑罚（简称“流刑”），如果流三千里，就杖二十，配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就杖十八，配役一年，等等。更有一个是刑具的标准化，如“杖”这种刑具，在现在一般人心目中，应该是打板子，但在太祖一朝却非如此。这种“杖”有明确规定：史称“定折杖格”为：常行官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宽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过九分。小杖不过四尺五寸，大头径六分，小头径五分（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史载宋“营造尺”为31.20厘米。但苏州博物馆藏有1973年10月在苏州市西郊横塘公社出土的宋尺实物，经测量，长31.7厘米。如是，宋“常行官杖”长度当在109.2—110.95厘米之间，大头宽不过7厘米不足，小头宽与全杖厚度不过3厘米左右。而宋“小杖”长度当在140.4—142.65厘米之间，大头直径不过2厘米不足，小头直径不过1.5厘米左右。
这样的刑具是打不死人的。
这种标准化也体现了古典“明德慎罚”的精神。惩罚，不是大宋的主诉求；推演祥和之气，化成天下文明，才是大宋的“天下目标”。
但为何要使用这么轻飘飘的刑具呢？羞辱，以使受刑人知耻而后改过。有个文人才子，叫周翰，他在大宋帝国的国营纺织厂做监工，这是一个织造绫锦的场院，织锦工犯了什么管理条例，他施行杖责，打棍子，但是超过了条例规定，处罚得重了点。织锦工不干了，告到赵匡胤这里。史称“帝怒甚”，于是召来周翰，也要如数给他一顿棍子。
周翰说：“臣负天下才名，受杖不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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