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还没有说完，赵匡胤已经心领神会，他说：“爱卿不必复言，我已经明白！”
所以不要赵普“复言”，是因为周围有人在记录，为以后的《太祖实录》收集材料。过去帝王一言一动皆有记录，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但这类书写很难保证绝不外泄。太祖、赵普所言，事涉绝对机密，所以，各自晓谕，不必再言。
但此事还有一个原因。削弱藩镇之举，一般以为是赵普发其端，其实早在赵普之前二十多年，后蜀孟昶已经干过这个活儿。孟昶称帝后，在四川境内已经开始命文官出任地方节度。这是五代以来“削藩”的开始。赵普应有所知，故其说法并非天才创意；老赵也应有所知，故赵普才一开说，老赵即心领神会，蓝图已成。所以，各自俱明，无须啰唆。
但是也要明白一个交流原理：即使都已经看到问题，但是将问题作为“问题方向”提炼出来，还是需要智慧的介入。就像人人都已经看到蒸汽的推动作用，但是从“蒸汽”到“蒸汽机”，还是需要经由思想而转化的能力来介入。这是一种“变形能力”，它与人类的创造性才能相关联，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由A而A，不是变形；由A而B、而C、而D……才是变形。所以，当老赵问“其故何也”时，尽管已经接近了试图经由思想而转化的边缘，但还是没有进入转化，问题，没有变形。因此，老赵这类提问，还是在智慧的外沿打转。我相信，五代十国以来，已经有人像老赵这样思考过或至少是观察过天下的问题在哪里。但他们没有控制住问题的方向，更没有经由思想的转化，也即没有将问题转化为战略。赵普直指“侵削藩镇”，一下子就把握了问题的方向，进入了智慧介入阶段，于是，“问题”开始以“问题方向”即“战略”呈现出来，循此方向，解决方案也即策略组合，随即呈现。由“藩镇”变形为“侵削藩镇”，无论其转化或变形的程序多么简单，但它们是不同智慧量级的问题存在。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这样的时刻，是生命中罕见的巅峰时刻、醍醐灌顶时刻。孔子为何肯认“一言兴邦”？晏子为何肯认“君子赠言”？皆因为这类话语都是在进入问题论域后，催动或点化问题变形的思想转化智慧。人生的丰富和成长，很大程度上源于“与君一席话”。赵普与老赵的这一番对话，其智慧含金量，不亚于“隆中对”。大宋三百年基业，就此展开；一次性地终结了“五代十国”的乱世。
君臣遇合莫逆于心
自秦郡县制以来，地方一直施行中央派出文官管理。汉代以后，开始有割据者，渐形成藩镇模样。地方州牧掌管军政大权，中央往往奈何不得。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恢复郡县文官制度，但末年再次回到藩镇独霸格局，终于酿成魏晋之乱。到唐代好转，但中晚唐后，由安禄山之乱开始，再次形成藩镇叛离中央的军政乱象，一直到五代。五代，五个朝廷，其实就是五个大的藩镇在“打天下”。宋初，泽潞李筠、扬州李重进也是试图以一藩镇之力与中央抗衡。南唐、吴越、荆湖、南汉、西蜀，也是事实上的藩镇，但他们都自称“国”，甚至自以为是中国正朔。这在中央王朝看来，就是“僭伪”。
远的不说，五代以来的藩镇，除了有个四朝元老冯道，曾经暂时代理镇守同州（今陕西渭南）、后晋桑维翰暂时代理镇守相州（今河南安阳）、泰宁（今山东兖州），算是文职官员外，其他藩镇，几乎全是武夫。这些武夫自己制定地方法规，法由心出，自我裁量。要命的是，他们大多因为有武功，骄恣之际，无人制衡，史称“酷刑暴敛，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
有些不隶属于藩镇的州郡，除了朝廷任命刺史之外，也多是武人“管理”。欧阳修《新五代史》有言：“刺史皆以军功拜。论者谓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时，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纵下，为害不细。”但这种武夫管理地方的局面，百余年来，朝廷根本无能改变。
但老赵要改变！
大宋初期，大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都是老赵旧交，各人不仅有刺史头衔，还在中央典禁卫，握有举国军权。说得刻薄些：这些人，都有割据一方、自为州牧，成一大藩镇的潜能。
防微杜渐乃是人类大智慧，在军政领域，尤其如是。就像识英雄于微时一样，料结局于事先，也是一种大智慧。老赵、赵普，都有天才的前瞻眼光或预见能力，有消祸乱于未萌之际的洞察力。大见识对避免祸乱的言行格外看重，忠言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为受言者提供免祸的可能，“曲突徙薪”就说这个道理。
“曲突徙薪”故实见于《汉书·霍光传》。
说某甲造访主人，发现主人家中厨房烟道笔直，附近堆积柴草，某甲就指出这样容易失火，建议将烟道改弯（曲突），将柴草搬走（徙薪）。主人不听，果真失火，四邻来救，房屋被焚。主人备宴席招待四邻，救火中烧得焦头烂额的人成为上宾，但没有请某甲。有人说：“当初如果听某甲的话，根本就用不到今天破费了来设酒席，因为不会有火灾的祸患。”主人于是醒悟，邀请了某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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