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事先看懂就要“失火”祸患的某甲，是大见识；懂得某甲忠言价值的，更是大见识。
老赵、赵普于“曲突徙薪”之道有默契，此即古来反复被人赞誉的“君臣遇合”，“莫逆于心”。这个看似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风云际会”，即使在人类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人们太容易忽略简易的东西，看不到它的思想或智慧含金量。无数的悲剧起源于对“曲突徙薪”意见的忽略。
但在“侵削藩镇”的问题方向上，赵普要比赵匡胤更坚决，也更有想象力。老赵在很多时刻，陷于“仁者之愚”（船山评老赵语，是一种肯定性评价），往往会忘记“侵削藩镇”的策略组合，他还需要赵普以“帝王之师”的姿态继续催动或点化。
削将权老赵遇瓶颈
那一次“君臣遇合”之后，赵普多次请老赵给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人改授别的职位，意思是“侵削”其兵权。老赵暂时没有答应。此际，老赵头脑中的“藩镇”还仅限于“外人”，对自己的亲信，他是从不怀疑的。石守信等人，都是多年老友，老赵对他们深信不疑。赵普看到了老赵这个特点。于是找了个机会，再来说这个事。他进言的大意是说：要提防这些手握重兵的将军们可能的叛乱。
老赵道：“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一定不会背叛我。你担心什么啊？”
赵普道：“臣亦不担心他们背叛啊！但是我熟观这几个人，都不是统御之才。这就决定了他们难于制伏部下。如果不能制伏部下，那么，陛下想想：如果军中万一有作孽者，这几个人恐怕临时临事亦不得自由啦！”
赵普这一番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唐末泾卒之变中，太尉朱泚“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后唐李嗣源，也是“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后汉郭威，也是“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后周恭帝时，老赵，也是“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赵普在这个事件上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洞悉人心的光明，但更洞悉人心的黑暗。他不相信人会感恩图报。他相信大权在握的人物，只要有可能反叛，就会反叛。因此，不能寄希望于人心的光明，必须从人心的黑暗之处找到制衡的法则。我在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圭恰迪尼那里找到了足以支持赵普的智慧。《圭恰迪尼格言集》记录了一段话：
对于那些你心存疑虑的人，最佳也是最为保险的防范措施就是安排妥当，使他们想害你的时候无能为力。把安全寄托在别人的好心和明事理之上，丝毫不值得称道。人性没有那么美好和忠诚。
马基雅维利主义无可厚非。这个思想与《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著名的“十六字教”，有相近之处。“十六字教”，是传统中国最为接近政治现实品格的政治智慧。它承认人性之恶，恶不可测；但符合天道的解决方案又很深奥微妙；如何能够寻找精准的唯一之道？这就需要叩其两端而问之，以求达到“中”而不是“过”与“不及”的境界。中道，也即中庸之道，是传统中国之大智慧。我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讲述中庸之道，但可以说明的是，中庸，不是中间，而是平衡，是一种问题解决的平衡态。在政治领域，尤其需要平衡态。
考察下来，权力受到威胁之际，存在四种解决模式。
第一种是民主票决模式，由此而完成权力的重新分配。这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和中华民国经常出现的模式。
第二种是传统禅代模式，无论是否可以诉诸武力，都放弃武力，而以和平禅代的方式来重新分配权力。这是尧舜禹汤及逊周、逊清看到的模式。
第三种是暴力解决模式。大国间，以暴力打天下；内部，以肃反清洗为手段。楚汉倒秦以至于后来的改朝换代，都是这种模式。内部剿灭可能的叛乱更是屡见不鲜，如汉高祖、明太祖诛杀功臣之类。
第四种是推位让国模式。主动放弃权力，如孤竹国的伯夷叔齐之类。如孙文出让大总统之类。
赵匡胤在得天下时采用了禅代模式；在解决内部权力分配时，遇到了瓶颈。他可以诛杀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一干开国功臣——但这不是宅心仁厚的老赵愿意做的事，他宁肯相信他们。在这一个优柔时刻，老赵有一种“政治庸人”的习气。是这位世事洞明的赵普给了老赵一个棒喝，让老赵从“政治庸人”的颟顸中倏然觉醒。他知道此际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人心惟危”是一个事实，“道心惟微”也是一个事实。如何在恪守“道心”仁政之际，达致政治治理的平衡？老赵想到了赎买。他在内部管理中，率先寻求到了一次性解决兵权过重问题的方法。他不需要杀戮功臣；也不需要在不可预知的某个时日，拱手让出君权。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大权问题，就在赵普的棒喝中，推上了解决日程。史称“上悟”。
杯酒释兵权
老赵在赵普的催动和点化下，有了与昔日众弟兄、今日诸将军的一次酒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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