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词很美，但作者不是孟昶而是大宋才子苏轼。
近人唐圭璋《宋词纪事》引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说此事，略如下：
东坡作长短句《洞仙歌》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者，公自叙云：“予幼时见一老尼，年九十余，能言孟蜀主时事，云：蜀主尝与花蕊夫人夜起，纳凉于摩诃池上，作《洞仙歌令》。老尼能歌之。予今但记其首两句，乃为足之。”……予友陈兴祖德昭云：“顷见一诗话……全载孟蜀主一诗：‘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云东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櫽括稍协律以赠之也。予以谓此说近之。”据此乃诗耳，而东坡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令》，盖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国初，未之有也。
弄懂这段话，有几个要点。
一、《洞仙歌》是“近世”所见。《墨庄漫录》作者张邦基是靖康年间人物，他所谓“近世”已经距离孟昶至少一百年过去了。苏轼的活动时期，距离五代、宋初也有近百年时间，故，《洞仙歌》不大可能是孟昶所作。
二、孟昶原诗可能只有“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两句，也可能是一首七言古体（不是近体，即不是七言律）诗。但这些诗是写给花蕊夫人的，还是写给别人的，很难说。
三、《洞仙歌》乃是苏轼的“櫽括体”。所谓“櫽栝”，乃是流行于宋代以后的一种概括并改写的文学体裁，一般用诗词、散曲，概括、改写前人的诗文。事实上就是原作的艺术翻版、再创作。《洞仙歌》就是对孟昶诗作的“櫽栝”。
四、苏轼之所以“櫽栝”孟诗，其实是借以“自晦”，也即自我隐藏并有所寄托。真相很可能是：苏轼少年时与某美人相爱，当时场景与孟昶诗中描摹很相近，于是“櫽栝”之，诗赠美人。但才子风流，在大宋并不受人多少诟病，苏轼不肯明言，其间难言的隐情也可以约略考见。
五、至于“老尼”，不过是苏轼虚构的一个人物而已。
《洞仙歌》越读越有味道，纳入中国诗歌史中，也是一首难得的“艳词”，但不足信。老尼传花蕊夫人故事，真有沧桑感，让人听后对人世浮沉的变异感慨良多，但故事不足信。
与花蕊夫人相关的“传说”讲述，那一篇篇故事，花间波澜，令人惊艳。故事中寄托的那种家国之恨、男女离愁，文笔间那种旖旎缠绵、万千风情，都是文学史中注定传诵久远的经典。那些讲述者，虽然不必是史家之良才，但却是文人之能手。“传说”的创作、传闻和流变，自有其别样价值。
一个惊艳的传说
文学，不是历史。
此事之真相，我猜测就是陶谷“记录”之后的“传奇流变”。陶谷第一个讲述“花蕊夫人是孟昶妃”，启开后来者一拨又一拨的讲述。现在看得到：这类讲述都在无意或有意地“黑”赵匡胤。如果讲述“阴谋论”，我甚至怀疑，很可能是陶谷布下了这个“阴谋”。他有意将王建妃的故事讲述为孟昶妃的故事，将这个故事夹杂在《清异录》的种种传闻故事中（内中甚至还有表彰老赵的段子），用来启发后人的想象。史称陶谷“狡狯”，他一生怨恨赵匡胤，是很有可能在私家著述中暗藏了这类“狡狯”，编派老赵的。在他的编派之后，于是，有了民俗学性质的想象：孟昶投降了，花蕊夫人呢？后来的故事呢？于是，民俗学的传播逻辑开始呈现，一个口口相传的链条出现了——
孟昶投降；
花蕊夫人与孟昶一起到汴梁；
从成都到开封，路上插入了驿站题诗的段子；
到了大殿，插入了《国亡诗》的段子；
花蕊夫人被充入后宫，插入了“宜子神”的段子；
最后要“安排”红颜薄命的故事，插入赵光义与花蕊夫人的风流段子或一箭毙命的段子；
甚至插入烛影斧声的段子；
……
于是，在这类奇异想象中，赵匡胤成了纳娶战败国君王妃子的好色之徒。
我愿意在这里趁机说说我的史学观。
讲述历史，固然不妨引用“传说”（我的《赵匡胤时间》就引用了很多与“传说”相关的“故实”），但除了瞩目于其人类学意义之外，还须别有寄托。赵匡胤时代的神话与传说比比皆是，其中一些故事明显带有（有意无意）“阴毒”老赵的企图。我辛辛苦苦又乐此不疲写作《赵匡胤时间》时，很在意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的告诫：
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
历史学的目的，不是重建或还原历史现场（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或给出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事实（也同样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按照科氏意见，“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而这种“自我认识”需要“现在的”（当下的）历史学家的自我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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