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个小事件。
“监国”就是监管、监理、代行国事。古来制度规定：国君亲征，由太子“监国”。如果已经安排他人“监国”，太子随行，则为“抚军”。后晋仓促立国，尚未有“太子”人选，石敬瑭此举，有向契丹深度讨好之意，那意思就好比说：我不仅这一代与契丹友好，下一代人也继续与契丹保持友好，而“太子”，由您草原帝国来任命。耶律德光也是不凡不俗的政治动物，他当然明白此举意义所在，连句客气话都不说，直接就任命了后晋的隔代人选，从而一举奠定了以草原帝国的身份出任中原邦国宗主国的地位。
“儿皇帝”石敬瑭不仅在任用相国桑维翰时，听从了契丹主的意见，在选择太子也即所谓接班人时，也听从了契丹主的意见。这样，就在组织方向上，实实在在地成为契丹的附庸。
这是中国史上关于“名分”的大事。
古来有言，“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唯独名爵名分与礼物礼器，不能转由他人颁给。这是君主的职责。名爵名分，包括公侯伯子男的封赏、地方官的任命；礼物礼器，包括敕谕授权后的印玺节杖等等。这事即使在现代邦国也如此，譬如，美利坚合众国的驻外大使，不可能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女王来任命，等等。这是邦国治理的秩序原理。其政治逻辑，按照《左传》中的说法就是：君主通过封授名爵和礼器，而获得臣子（下级）对国事的忠诚和信任；有此忠信才能辅佐君主治理邦国；邦国治理有效，才能做到人人守法、守礼；如此，才可以造就道义天下；有道义天下，百姓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利益。因此，“名与器”自天子出，是为政的大事。
显然，投靠契丹的后晋高祖石敬瑭，无法理解这一番圣贤大义。当时的帝国，也没有人能参透这一层政治智慧，无人为他开蒙讲述。就中国历史长河考察，石敬瑭实在是在庸人的裹挟中，匆忙地沉浮东流，浮沤一般。他没有为吾土吾民做出帝王应有的政治增量贡献。
石敬瑭行军洛阳
且说后晋与契丹联军，裹挟着张敬达的降兵，一路南下，到达团柏。这是后唐名将赵德钧行营所在地。但赵德钧根本就没有与契丹交战的念头，他只是在不断坐大自身，试图投降契丹时能有足够资本。前不久向契丹邀功，要求扶立自己做中原之主，事未成，现在契丹大兵开到自家守地，真是战也不是，降也不是。战，无士气；降，无资本。他在不尴不尬中，方寸已乱，开始逃难。麾下将士们早已闻听张敬达晋安行营已败，于是纷纷如鸟兽散。此际，用得到“兵败如山倒”这个词。史称“士卒大溃，相腾践死者万计”。士兵大乱、溃逃，相互之间冲撞、践踏而死者，万余人。
赵德钧败兵逃到怀州（今河南沁阳），唐主李从珂这才知道张敬达被害，杨光远投降，石敬瑭“践祚”出任了“晋帝”。
张敬达完了，杨光远完了，赵德钧也完了，现在怎么办？
李崧正在与李从珂讨论去留之际，那个自负而又激情满怀的书呆子“贤人”薛文遇，不知厉害，也来见李从珂了。李从珂一见他就想起往事，反对与契丹结好的是他，主张石敬瑭移镇的是他，正是这两件事导致了今天的灾难。想着想着李从珂的脸色就变了。李崧看出端倪，赶紧假作动作，踩了薛文遇的脚。薛文遇终于醒悟，赶紧溜出。
李从珂恨恨地说：“我一见这货，浑身的肉都打颤！刚才差点抽刀宰了这个老家伙！”
李崧回答道：“文遇，一个小人罢了！他那浅薄的主意误国不假，但杀了他显得咱们没量。不必杀他。”
一番话等于救了薛文遇一命。
李崧劝导李从珂还是要回洛阳京城。这样名正言顺，可以从容召集天下勤王。
李从珂认为当初没有听从李崧的意见，导致误国；现在决计听从李崧的这个意见，以为也许李崧才是回天高手。但时过境迁，李崧的这个意见已经不能够继续挽救后唐——但认真来说，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足以挽救后唐。后唐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神鬼无术。
且说后晋与契丹联军从上党（今属山西长治）开拔时，耶律德光与石敬瑭有一顿壮行酒。
德光举杯对石敬瑭说：“我远道而来，按咱们的约定，履行大义，现在事已成。但我如再向南进，黄河那边的人必要引起大的惊骇；你应自率汉兵南下，这样，人心可不会太过恐惧。但我令人带领五千骑兵护送你到河阳桥——你想要多少人跟着你渡河由你决定。我暂留此地等你消息，有紧急情况，我即刻南下驰援。你如能把洛阳安定下来，我就返回草原去。”
石敬瑭听着这一番话，似乎动了感情，德光也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史称二人像后世的基友那般“执手相泣，久之不能别”。德光甚至还脱下自己的白貂裘皮大氅给石敬瑭穿上，又赠送好马二十匹，战马一千二百匹。
临别，德光又说：“愿你我世世代代子孙不要相忘！”还特意提及后晋开国功臣刘知远、桑维翰等人，说“他们都是创业的功臣，没有大的过失，不要抛弃他们”。石敬瑭一一答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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