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石重贵“少而谨厚”，年轻时很谨慎厚重。但他不善读书，石敬瑭曾找到当时的博士专门教他读圣贤书《礼记》，一个阶段以后，他还是不能理解《礼记》的大义。读着读着就烦了，最后对这位博士老师说：“此非我家事也！”读儒学经典，不是我们老石家的事！那老石家的事是什么呢？骑射。史称石重贵“善骑射”。所以这位沙陀族的后裔还是沙陀人习惯，打打杀杀有一套，读书治理天下是不在行的。
当初石敬瑭叛变后唐，进军洛阳，要留人镇守太原，耶律德光选择了石重贵，石敬瑭于是拜他为金紫光禄大夫，行太原尹、北京（后晋的北京就是晋阳，今山西太原）留守，知河东节度使。从此石重贵取得了政治资本。他似乎应该据此感谢耶律德光，但在景延广的怂恿下，他跟耶律德光翻脸了。
后晋改变了对契丹称臣的惯例。
按照石敬瑭时的约定，石重贵即位，不仅应该向契丹称臣，还要奉契丹为“祖皇帝”，因为石敬瑭称契丹为“父”，他则自然应该称契丹为“祖”，自称则是“孙”。但在向契丹“告哀”起草表章时，景延广主张不搞什么表章了，就写个信，通知一下契丹，新任皇帝即位了，并且信中称“孙”不称“臣”。
石重贵要大臣讨论。
李崧不同意，奏道：“现在我们屈身于契丹，是为了江山社稷，社稷为大，这没有什么可耻的！陛下如果一定这样做，他日必落个亲身披了甲胄去同契丹打仗的结果，那时可就悔之晚矣！”
但景延广坚持己见，力争不能称“臣”。
冯道则在其间含糊不明，也不表态。
最后出帝接受了景延广意见，给契丹送去的也不是“表章”而是“通知”。契丹接到“通知”后大怒，派使者来质问到底怎么回事，并且责备道：“石重贵即位，为何不先来禀告，自己骤然称帝？”
景延广坚持对等原则，继续用不那么友好的话语回复了耶律德光。
现在想想，可以理解：称“儿”称“孙”，不过是表示一下“辈分”，可以是私人之间的长幼关系；但称“臣”可就不一样了，那是表示“臣属”，是两个主权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涉及国家尊严。石重贵、景延广显然对石敬瑭时代这个约定不满，因此决计不再“称臣”。
如此一来，政治格局开始出现变数，而且慢慢推演，不可逆转。
投降契丹的赵延寿，此时正做着卢龙节度使，他很早就想模仿石敬瑭，也来弄个中原皇帝坐坐，因此多次劝说耶律德光“击晋”，攻击后晋。史称“契丹主颇然之”。契丹皇上深以为然。耶律德光认为必须要“教训”一下后晋了！
石重贵这时不以为然，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北境的危险，他的心思现在全在叔母冯氏身上。
贪美色柩前成婚
冯氏是五代时一等一的大美人，原来是魏州副留守的女儿。石敬瑭镇守魏州时与这位副留守感情不错，就在称帝之后给自己的弟弟石重胤提了亲，两家结为亲家之后，石敬瑭还将冯氏封为吴国夫人。
说来这个石敬瑭也是个不读圣贤书的主儿，他因为疼爱这个兄弟，竟将其改名，大排行以“重”字行，成为自己的侄儿辈，表示要像爱儿侄一样爱自己的兄弟。但这位石重胤在李从珂之乱中被杀，去世太早，冯氏早早地做了寡妇。
石重贵早就贪恋叔母美色，石敬瑭一死，他得到了机会。
当时石敬瑭的灵柩还停在宫中，石重贵便把其叔母娶了过来。
群臣无耻，都来祝贺。
石重贵更无耻，对冯道等一干祝贺大臣说：“遵皇太后之命，因为丧事还没有完，这个婚事就不跟众卿举办大庆啦！”
群臣退出，出帝石重贵就开始与冯氏酣饮作乐。有时要醉醺醺地经过高祖石敬瑭的灵前，就用酒酹地，向先皇祷告说：“皇太后有命，这个婚事也不同先帝搞大庆啦！”
左右之人听到都不觉失笑。出帝自己想想也发笑，对左右的人说：“我今儿当了新女婿，怎么样？”
冯夫人和左右都附和着大笑起来。
皇太后也即石敬瑭的夫人李氏虽然恼恨，但也拿他没有办法。
这个历史细节留在记录中，再一次证明：礼，在古代就是一种源于天道的行为规范；违背了礼，也即违背了天道下的行为规范；这样的人物事实上是对传统经验系统下规则的藐视，因此是传统所批评的对象，也是正道所批评的对象。他们在游戏规则中没有敬畏，属于“搅局者”，一般而言，这样的人，大多走在人生失败的边缘。石重贵也不例外。赵匡胤时代，天下文明之沦丧，一至于斯。赵匡胤以后要一点点恢复天下文明，就要面对历史驶过的惯性，做出一点一点的努力，工作艰难……
且说石重贵的原配夫人正好也去世不久，现在既然收纳了冯氏，干脆就将她扶为皇后，即位中宫。
石重贵昼夜纵乐，冯氏得专内宠。宫女们只好纷纷讨好冯氏，只要冯氏张口，讨好者就可以封为郡夫人。冯氏更开始干预政事，在枕头风中，她的哥哥冯玉，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物，被破格提拔为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参与国家管理。冯玉做学士后，专门雇佣了文人捉刀，替他写文章。不久这位冯玉又升任为枢密使，做了国防大臣，与景延广共掌全国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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