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延广“十万横磨剑”
有个投降了契丹的牙将叫乔荣，契丹任命他为“回图务”，这是相当于边境商行的机构总管，负责两国边境口岸的货物交易。乔荣干得不错，有点积蓄，还在两国友好期间，在汴梁购置了房产。
到了石重贵时代，景延广就抓了乔荣，向出帝奏道：“从此凡是辽人在晋国境界内的，一律杀之，把他们的货财没收！”
说话就要杀乔荣。众人知道这事不得了！两国好歹和平多年，不见刀光，此时杀了人家的“回图务”，等于杀人家的大臣，那样岂不就有了吉凶难测的战火？诸人好说歹说，算是留下了乔荣一命。
乔荣被放行，临别时来辞景延广。
景延广对乔荣大言道：“回去告诉你家主人，先帝是你们北朝所立，所以我等称臣奉表。但我们大晋现在的皇上乃是中国所立！现在所以降志低调面对你们北朝，正因为不敢忘先帝跟你们的盟约。晋、辽为邻国，我们称‘孙’，足矣，但断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不要轻信人言，轻侮我中国。中国士马，你也看到了。北朝的老家伙要是不爽，发怒，就请来战，孙儿这里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但他日要是为孙所败，取笑天下，可不要后悔！”
横磨剑，本来是指又长又重的大剑，景延广这里借指后晋精锐士卒。
“十万横磨剑”！乔荣觉得这番话够狠，但他担心回去说，恐怕没人信，就多了个心眼，对景延广说：“公这一番话，太多了，我害怕有遗忘，请您还是给我写张纸吧。”
景延广正在爱国热情血脉贲张中，根本就不在乎后果，就命人书写了这番话签名画押让他带走。
按照两国交往规则，景延广扣押乔荣，没收人家财产这件事，从性质而言，比“称孙不称臣”“十万横磨剑”要严重得多。为《资治通鉴》做注的胡三省对此有一议论：“景延广建议称孙不称臣，犹可曰为国体也；囚其邸吏而取其财货，则误国之罪无所逃矣。”乔荣在汴梁的府邸，相当于后世的领事馆，有不可慢待的严肃性。景延广此举，等于践踏他国尊严和财产，这是任何一个邦国也不愿意接受的羞辱。
果然，乔荣回到契丹后，一五一十或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德光大怒。想起派往南唐的使者高霸在淮北之死（我将在后面讲述这个精彩的谍战故实），越发感到后晋对契丹的恶意了。于是，就在这一时刻，耶律德光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入据中原！
景延广一言丧邦。
“十万横磨剑”在契丹与后晋之间划出了深重而又不可弥补的裂痕。
从此以后，晋使到契丹，都被捆了押在幽州，耶律德光再也不见晋国来使。
在后来的几次战役中，契丹每一次出战，都拿景延广这一番话作为借口。
各地有识者皆因景延广这一番大言，意识到天下要变了。
后晋名臣桑维翰多次请“逊辞”向契丹道歉，景延广根本不听。
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更凭直觉知道“十万横磨剑”必然召寇，但是他也知道多说无益，于是开始招募兵勇，奏明朝廷在河东置备十几处要塞以备契丹。史称刘知远此时已萌“异志”。他之所以建构后汉帝国，很可能就在这个时机有了更具体的蓝图想象。
当时天下藩镇，除了中原大藩之外，就属河东、河北最为强悍，其中尤以河东为盛。中唐以来，为害中原最深的也是河东。河东就是山西，因位于黄河之东，故称河东。此地唐时胡汉杂居，多产马匹，先后名藩如安禄山、朱温、李克用等，皆据河东而反。石敬瑭也是据有河东后，开始壮大实力。所谓节度使，事实上就是战区最高指挥官，因此凡有节度使的地方，基本上可以视为军管辖区。最初唐代设于边陲，总十个军政长官，受职之时，朝廷赐以节钺，所以称为“节度使”。后来内地也开始设节度使，于是，地方行政与军政混合的行政加战区的藩镇，就成为百余年的制度性存在。河东节度使驻节太原，辖区屡有变化，但基本保持晋北晋中之地。
现在的河东，在刘知远辖下。
刘知远将河东建设得比以往更为强盛，成为足以与中原抗衡的大藩。
后来让赵匡胤头痛的北汉，也基本上是河东节度所在。终赵匡胤一世，没有解决河东问题——河东问题，要等到宋太宗赵光义时代才彻底解决。
后晋的三驾马车得罪了耶律德光，招来亡国之战；得罪了刘知远，在亡国之战中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援力量；如此，亡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括民谷”四海遭殃
后晋出帝石重贵，因为国家管理的无能，已经失去了政治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更严重的，他还有一项至为邪痞的政治经济政策：“括率”。
所谓“括率”，“括”汉语中有“搜求”的含义；“率”有“征求”的含义；直译过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搜刮”。因为搜刮的主要是粮草，故又称为“括谷”，史称“括民谷”。
但要记住：括率，不是地方藩镇行为，而是国家朝廷行为，是政府派到地方去搜刮粮财的临时性加税之经济行为。派出的官员有个临时的职称，就叫“括率使”。“括率”这个词，是在大唐五代历史文献中常常出现的血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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