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延广则从此成为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以一股英雄气，抗击契丹，却最后失掉国家政权，他的问题在哪里呢？
宋大儒胡安国读史至此，有一议论来说景延广，很得政治伦理之奥秘：
即事而论，景延广亡晋之罪无可赎者；即情而论，则以晋父事虏，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洒之而不思轻背信好，自生衅端。公卿不同谋，将帅有异志，君德荒秽，民力困竭，乃与虏斗，何能善终？狭中浅谋，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景延广知“虑善以动，动惟厥时”之义，姑守前约而内修政事，不越三四年，可以得志于北狄矣!
就事而论，因为景延广而导致后晋灭亡的罪过无可救赎；就情而论，则以堂堂后晋之国，像侍奉父亲那样侍奉契丹，朝廷内外人心都不能平。所以景延广乘此人心不平之气，慨然一洒激愤之情，但没有考虑轻易地背信和盟好，会自生争端。当时的晋国，公卿之间谋划不相近，将帅之间各自怀异志，君主之政德荒秽，民间之财力困竭，这样的国情条件，去与强虏争斗，怎么能够有好的结果？格局狭隘、谋略浅薄，仅凭一时的愤怒，而忘掉自己和君王的安危！唉！假使景延广能够知道《尚书》中所说的“虑善以动，动惟厥时”这句充满政治智慧的大义，暂时守住石敬瑭时代的约定，而内修国家政事，不超过三四年，也许就可以达到驱逐北狄的志向了吧！
“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是听上去很简单，但实行起来相当困难的儒学大智慧。它与古罗马那位在无准备之时要避免决战的费边将军意见一致，谋定而后动，需要等待时机，“勇敢”，不是政治家的图腾，那是坊间津津乐道的过于淳朴的军政格局。景延广有血性，但作为政治安排，他过于幼稚了。这种幼稚，是很多人间苦难之源。
契丹灭后晋，是五代史也是中国史上的大事件。
这一年赵匡胤刚刚20岁。在未来的岁月里，他需要直面诡计多端并越来越强盛的契丹敌国。
翰林学士文采超然
公元946年冬，杜重威投降后，契丹主耶律德光没有将“中原之主”的九五之位给他，也没有给赵延寿，他俩披挂起来的那两件赭黄袍，不过是两件临时的演出服。耶律德光准备自己做中原与大辽的“共主”。
但跟随契丹主进入中原的翰林承旨（大秘书）、吏部尚书（组织部长）张砺算是一个明白天下大势的人，他知道南北习俗不同，北人管理南人，难度太大。这方面，他与耶律阿保机时代的韩延徽有着相同的政治意见。
他上言道：“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应该用中国人担任，不应用北人及左右近习。如果用北人，万一政令乖失出问题，人心必然不服——南人会认为：因为是北人当朝，所以才出问题。这样，我们虽然得到中原，恐怕也会失去。”
他说的“北人”就是契丹人。
史称“契丹主不从”。他以为他能倾覆一个邦国就能管理一个邦国。
耶律德光开始向汴梁开进。
他先命令跟随杜重威投降过来的后晋大将皇甫遇，先期进入汴梁，皇甫遇推辞不干。他对亲近说：“吾位为将相，败不能死，忍复图其主乎！”
我位置做到将相级别，如今失败，不能以死报国，还能忍心图谋主人吗？
皇甫遇不做这种败德之事。后来，他随着杜重威的败军南下来到平棘（今河北赵县），又对从者说：“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复南行！”
我绝食已经好多天了，现在，我有何面目继续南行！
史称皇甫遇将军“扼吭而死”。
“扼吭”是常见于史书中的自杀方式，扼吭，就是自缢，用绳索勒住颈项自己绞死。皇甫遇用这种方式保留了军人的尊严和士大夫的气节。
契丹主于是改派杜重威部下大将张彦泽率两千骑取大梁。
史上人物一资比较，立见高下。张彦泽与皇甫遇不同，他痛快地答应了这个差事，甚至有些暗自庆幸也说不定。
他开始急如星火地赶回首都，去抓捕自己的国家元首。
此时守卫澶州等地的符彦卿、高行周等人，见大势已去，也投降了契丹。
张彦泽骑兵快到京师了，石重贵才知道杜重威已降，赶紧与李崧、冯玉等人商议对策——已经没有对策了。
张彦泽从封丘门斩关而入。
有人仓促中组织起五百禁兵去迎战，哪里挡得住骁将张彦泽！
石重贵这才知道末日来临，于是，怀着对杜重威无比失望的凄凉感，在宫中放起火来，自己挥剑驱赶宫人赴火，他也准备赴火自杀。有一个亲军将领薛超，阻止了他自杀。石重贵担心早晚是死，还不如自己先死，落个干净。但薛超将他抱持不放。争持中，张彦泽传来了契丹主和契丹太后的“慰问诏书”，说免石重贵等人一死。石重贵这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然后又匆匆组织人来灭火。最后坐在后花园里，与后妃们聚在一起哭哭啼啼。同时不忘记召来翰林学士范质撰写降表也即投降书——多种史料里留下了这一篇文笔简洁漂亮的投降书，这里可以截取一段，看看范质的文笔：
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今与太后及妻冯氏，举族于郊野面缚待罪次。遣男镇宁节度使延煦，威信节度使延宝，奉国宝一、金印三出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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