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是中产阶级，战后一位作家做了生动的描写：
所有体面的公民正被无情的法令拖入深渊，天知道这法令是上帝的执意、人的旨意还是魔鬼的旨意？正如一张桌子的一端突然翘起，桌子上的小玩偶和牵线木偶都滑落到地板上……整个社会尽管奋力抵抗，但仍免不了这样的命运。
此时此刻……价值观出现了彻底且令人咋舌的转变。这种过程并不是一种观念向另一种观念的渐进性过渡，而是一种突发性过程，且近乎残忍地强加给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所有的原因却是他们自己也无法掌控的……
中产阶级对这种新式的战争产物——资本和劳动力“社团主义”联盟怨声载道，这是历史学家对战争结果的分析。
读者们往往会认为上述情况发生在德国，但事实正相反，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英国在1918年之后几年的真实写照。英国丢失了南爱尔兰的26个郡，1916年复活节在都柏林点燃的叛乱之焰，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燃烧成内战的燎原大火；1922年进行的实际领土分割，到1938年则演变成爱尔兰共和国宪法承认的法权脱离。主要的外债债主是之前的老盟友，持有最大份额的则是美国（1919年3月，向美国举借外债达10亿多英镑）。生活开销在1920年11月是战前的3倍，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2%；次年，失业率达到11.3%，甚至高出了1930年的水平，达到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程度。240万英国工人在1919年发动罢工，甚至比发动革命的德国还多出30万人。直到1918年，根据人民代表法，选举人数从770万人增加到2140万人，英国的公民权益终于能够勉强赶上德国了（后者从1871年实行的男性普选权制度开始就达到了这一水平）。1916年通过幕后的联盟协议而掌权的劳合·乔治在签署停战协议3天后召开了一次仓促的选举。他的联盟胜出了，但当保守党国会议员在保守党总部扼杀了该联盟之后，他自己便于1922年10月下台了。对于诸如哈罗德·贝格比和查尔斯·马斯特曼这样的作家来说——以上段落皆引用自他们二人的文章——尽管英国赢得了战争，但却落得了弊病丛生的结果。
但自相矛盾的是（且一直是），人们认为败北的德国情况会更糟糕。毫无疑问，作为战败的一方，它的情况不会好到哪里去。即便是这样，英国人对战败者的同情却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德国战后的情形并不比英国糟糕，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战胜他们的国家。德国在战后经历的困境之一是失控的通货膨胀，1923年年底，德国马克已经贬到一文不值的地步（见图14–1）。在1923年的低谷时期，生活消费指数是战前的1.25万亿倍。一块面包需要花掉4280亿马克，一美元可兑换11.7万亿马克。尽管大部分战败国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恢复到战前的金本位制度水平，但德国的情况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参与了战争，但波兰的情况要好很多，物价水平上涨了180万倍；就连俄国的物价增长也没有超过战前货币改革之前的500亿倍。众所周知，德国人将其货币问题归咎于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严苛的和平条款。奇怪的是，当时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学者似乎也相信了这种说辞。1920年3月，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针对“和平条约对欧洲来说是场灾难”的论题展开了辩论，而赞成这一观点的人是多数派（20%）。3个月后，针对“与德国恢复建立诚恳的对话关系”的投票结果是80∶70。该校俱乐部在这一时期关于国际事务的提议可以被解读为绥靖政策的产生和发展史。1923年2月，关于“谴责法国现行政策”，即在德国拖欠赔款后占领鲁尔区的投票结果为192∶72。3月，“德国的失败不仅是这个国家的不幸，还是整个欧洲的灾难”这个议题被提出。2个月后，会议室内25%的多数派赞同“自1918年以来，法国自私的政策路线将人类拖入另外一场战争”的观点。
图14–1 德国年通货膨胀率（生活消费），1918~1923年
资料来源：Statistisches Reichsamt,Zahlen zur Geldentwertung.
实际上，和平条款的严苛程度并非史无前例，引起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德国人自己出台了无承担能力和作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他们认为自己能够通过经济手段赢得和平。在英国人眼中他们的确是这样。在拖债方面，德国做得确实比其他国家要成功，包括协约国一方索取的战争赔款。然而这种胜利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获得，民主政客要以牺牲民主及其自身力量的代价才行。
无力偿还
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施加了极其严苛的负担，这一观点在德国国内是被普遍认同的真理；然而在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它却从未赢得人们如此多的信任。如果不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赞同——其《和平的经济后果》与利顿·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名人传》相齐名，是1919年英国的畅销书——英国人就更不可能相信了。
众所周知，凯恩斯凭借其对英国战争财政的准确负面预测，在财政部举足轻重。因此，当德国人签署停战协议的意愿明晰之后，他也成为参与和平准备的人员之一。赔款问题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是辩论的热点。不久后，凯恩斯便成为支持相对较低的罚款额度的意见领袖。早在1918年10月他便认为，200亿马克是理想的实际总赔款额。尽管他在1918年12月撰写的备忘录中将这一数字翻了一番（“根据赔款及其他条款，敌方集团可支付的数额”），但他同时也谨慎地强调了强加于对方的负担可能引发的问题。财政部备忘录中开篇便承认，“即便将德意志帝国内的每栋房屋，每座工厂，每片农田，每条公路、铁路和运河，每片矿区、森林都没收并以一个好价钱卖给另一方，那么这些钱也不会达到所有战争赔款总额度的一半。”更重要的是，通过列举可能由赔款事宜而引发的“两种可能性”，凯恩斯的备忘录预测了后来被人们热议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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