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尧果然就在余多那里，好像那天的争端并没有发生过一样。俩人本来好好聊着天，看到许珍贵和祝安安来，不知道为什么脸色都变了一下。
得知她们的来意之后，余多沉默了半晌，没接受也没拒绝。许珍贵摸不清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直到她开口说：“那，麻烦你，能不能把这个钱拿给我姐？”
“什么意思？”许珍贵没听明白。
“……我攒钱是想给我姐的，她要走了，所以这个钱，你能不能直接给她，但是算我欠你的？”余多有点艰难地解释道。
“……那你干吗不自己给她？”祝安安在一边问。
“……因为我钱没了，回去她又要说我。”余多说，又看着许珍贵，“可以帮我这个忙吗？就今天，就现在。”
她把地址和电话写给许珍贵。“你到附近打个公共电话叫她出来就行，千万不要去敲门。”她又叮嘱一遍。
“那你呢？”祝安安盯着余多，“你不跟你姐一起走吗？”
余多也盯着她。祝安安被她看得不舒服，就别别扭扭地说道：“以前的事，我跟你道歉。是我做错了。她借你的钱还是我的呢，我没有恶意。你也别对我有仇似的。”
“谢谢你。”余多说，“你可以走了吗？”
祝安安没想到自己大度地主动讲和，余多竟然还这么冷漠，觉得很没面子。许珍贵问她要不要一起走，她气得说，我不走。
许珍贵看她突然倔起来叫不动，只好一个人离开了。她按着地址到附近，找了一个公共电话，打过去，还真是姐姐接的，只是余多给的地址是错的。“借钱？余多不会跟同学借钱的，谢谢你，小姑娘。”姐姐说，“我知道了，你不用来找我了，快回家吧。”
这么一折腾天也要黑了，许珍贵想借钱的事改天再说，就回家去了。余多的姐姐觉得这个电话打得没头没脑，想去看看余多，但不巧又赶上了余多她爸在家里发飙，说她姐回来的时候头发上有烟味儿，揪着她去洗澡。家里电话线在他发飙的时候被扯了，直到第二天凌晨，她才接到派出所和学校打来的电话。
“他不可能是自己跳下去的。”严瑾对着警察说，她的嗓子已经彻底嘶哑，气若游丝，却又透着咬牙切齿的狠厉，“他不敢的，他不敢。他从小到大都被我保护得很好，吃什么用什么我都要仔细看过才给他的。磕磕碰碰他都嫌疼，他胆子很小的。你们不要听别人瞎说。她们每一个人都在说谎。那不是意外，那是蓄意的谋杀。她们害死了我儿子。她们喜欢他，嫉妒他，都想毁了他。”
“你知道这些药片是哪里来的吗？”警察把现场找到的那些药片放在她面前。她瘪了瘪嘴，声音弱了下去，但还是坚持说：“他不会的，他只是情绪不好，他不会做蠢事的。他那么听话的孩子，他不会的……”
谨慎起见，她和余多被分开问话，没有见到面。她一直不停地追着人问，余多说了什么，有没有承认她做了什么，毕竟那里只有三个人，一死一伤，余多是唯一毫发无损的人。但实际上余多一直一言不发。
“我不相信。”许珍贵始终说，“我不相信余多会对贺尧……做什么。她那么瘦，那么矮，就算她想干什么也做不到吧。”虽然她知道自己这样胡乱臆断也没有什么道理，但她还是潜意识不愿意相信这个意外是人为的。
在祝安安没醒过来的日子里，好多相关的同学都被叫去问询，连尖子班的郑家悦都因为是她们的室友而被问过话。
“……我跟她们不熟。”郑家悦面无表情地说，“你说的这些，我都没听她们说过……我知道的都说了，你们还有要问的吗？没有的话我回教室了，我还要复习。”
等到祝安安在医院醒来，已经是很多天之后了。其间校领导和派出所的人都来看过她，祝安安的父母每天以泪洗面。她妈哭晕过去好几次，只要有人来就问，余多说了什么，许珍贵说了什么，严老师说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的女儿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没有人可以回答他们。
经过了好几次手术，祝安安捡回一条命，但是脊椎神经严重受损，很可能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睁开眼睛之后，她的第一句话是：“我摔哪儿了？”
“你从六楼摔到四楼。”她妈哭道，“宝贝，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你怎么摔下去的？”
警察跟她爸妈说，为了稳定她的情绪，并且不影响她的记忆，先不要告诉她余多和贺尧出的事，让她自己回忆。她哭一会儿，歇一会儿，过了好几天，意识才慢慢恢复。
“贺尧，”祝安安说，“贺尧是自己跳下去的。”
“那你是怎么摔的？”
“我吓坏了，自己摔的。”祝安安说。
“没有人推你？”
“没有。”
“你不用害怕，直说就行。没有人推你？”
“……没有。”
警察把祝安安醒来的事告诉了余多。余多虽然不知道祝安安是怎么说的，但听到她醒了，能说话了，沉默了很久，也终于开了口。
“是我。”她说，“是我把贺尧推下楼的。我们两个吵架，我生气了，就把他推下去了。”
“你比他瘦，比他矮，你怎么把他推下去的？”
“因为那边有台阶，还有窟窿。他不熟悉，我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