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九三年，月槐树开始修柏油路，我捐了些钱，动工前人叫我去剪彩，三哥很为我高兴，说应当去的。我本来迟疑着会不会显得爱出风头，捐钱不是叫人觉得我好的，可三哥鼓励我去，我便去的心安。
那次三哥真的是高兴，我们在园子里摘了菜，又到集市买了好大一条羊腿，叫来六叔一家，一块儿吃饭喝酒。六叔每次同我们相聚，总是欢喜之余，有些愣神，瞅着瞅着三哥脸上便有说不出的惋惜，我晓得为什么事，从不说破，我跟三哥日子过得并不虚空，彼此扶持，互相慰藉，自信人生道路上没有什么困难能将我们击倒。
那几年，石榴树每年都要开花，都要结果。花开得好，果子结得也好，石榴粒又大又红，甘甜多汁。九七年香港回归，到处一片欢欣沸腾，月槐树的人都晓得守着电视机看回归仪式，我跟三哥，当时也在，回到家中借着月光突然惊觉，石榴树今年没有开花，它每年公历开花，一直开到七月上旬。
到了白天，我跟三哥仔细看它，不单单是没有开花，不缺雨水，不缺日头，叶子竟黄了起来，那是七月的时令，太阳大得很，万物都在疯长。
三哥看树许久，说了句：“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他也有些不忍的神色，我小时候二哥经常带着我背古文，听到这句，心里一下伤感起来，心道石榴树要死了吗？就是再种，也不是这一株了，它在院子里长了近二十载。
小的时候，月槐树的人总是会传一些坏事临近前的非凡预兆，乌鸦在枝头叫，是不好的；随便打死了黄大仙，是不好的。章家不信鬼神，我虽也不信，但记在心里，觉得石榴树突然如此，不像好兆头。
我以为不能有孩子，已经是命运对三哥最残忍之处了。
九七年底，三哥的眼睛开始发黄，那已经是有病的前兆。
冬天的缘故，我们经常吃胡萝卜炖牛肉，我打趣他是不是把牛肉省给我吃，他胡萝卜吃多的缘故，都没往肝病上想。
这些年，他虽工作辛苦，却在我的监督之下也注意身体保养，况且四十多岁的年纪，是出成绩的好时候，三哥已经完成了两部农经著作，正参与改良麦种推广的工作。我早前对他身体有过隐忧，后面因日子过得顺遂，便也渐渐忘却。九八年初春，妈妈骤然离世，跟爸爸当年一样走得突然，我们忙于丧礼，我想，他的病到底是被耽误，等到他在地头晕倒，才晓得已经很严重了。
我赶到医院，三哥先医生一步告诉我，他得了肝病，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得肝病的人不少，我不晓得到了哪一步，三哥却是很镇定的神色，他一贯如此，生活给他什么，他便接什么，无论好的坏的。他对死亡是不畏惧的，但对生的留恋，同样强烈。
大夫找我私下商谈，我草草听完，决定跟三哥赴美求医。在飞机上，三哥不够舒服，他靠在我肩头，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告诉他美国医疗很发达，一定能治好这病。
我跟三哥都是意志坚强的人，面对病魔，都在一早拿出了最坚定的心态，没有功夫哀泣。此时已离我最后一次返美有十多载，冯长庚帮我们联系了医院，在我奔波医院之际，却突闻他跳楼自杀的消息，他投资失败，又赶上金融危机，三哥在病中很为他难过，那些陈年旧事，也连带着清晰起来。可我没有时间为冯长庚哀痛，三哥病情很不乐观，美国的医生说只能一试。
我被这句深深击倒，若是美国都没有希望，我不晓得，还能去哪里寻找希望？一直不敢深思的，再也没办法回避：是三哥积劳成疾？还是早年受的苦难太多，摧折了他身体的根基？这里面，又有没有我带给他的伤痛？也许两者兼有，我若早知晓他身体会走到这步，便不会有那十年的分离，然而往事难追，我不敢叫他看见我流眼泪，那太软弱，病魔犹如巨兽，我们不能流露半点软弱，叫它知晓我们好欺负。
在美国，三哥一直都极度配合医生，他是个最能忍耐痛苦的人，无论精神，还是□□，我守在他身边，从不曾听到他一声因疾病发出的□□哀叹。他会问我一些美国的事情，我买来报纸，在病床旁给他读新闻。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给他治病可以花钱，但不要全部花光。
我把他这种言辞，当作失去信心来看待，有些发急，他便不再说这种话了。
眼看留在美国治疗并无进展，大哥邀请我们去新加坡一试。我带着三哥，又奔赴新加坡。大哥非常疼爱三哥，他六十多岁的人，一日复一日陪着我们，他私下跟我谈话，总是老泪纵横，说对不起幼弟，对不起双亲，百年之后，要是见了双亲，该怎么说？要是能够的话，他愿意替三哥，他已经是个老人，可三哥还不到五十岁。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大哥也在，三哥的病情一度控制住，他一有好转，便立刻想回去，那时已经是九九年的春天，我们年关都不曾回去，许久没见园子了。
回来之后，三哥坚持要工作，有本很重要的著作没完成，我不敢叫他劳累，又知晓他的决心，便由他轻声口述，我来记录整理，但我们成了医院的常客。我寸步不能离开他，谁照料他，我都无法放心，水根在北京念医学，回来看望他，水根没有父亲，把三哥当作精神上的父亲，他先见到的我，眼神愣住了，我这才晓得自己鬓边有了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