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摇头说，这么小就吃药不好，留下这种记录也不好。
于是母亲决定自己来。
她对着书自学心理学，在与我交流的过程中逐步摸索方法，日复一日地开导我。
最了解孩子的莫过于母亲，最信任母亲的莫过于孩子，母亲亲自对我做心理干预是有一定优势的。
在母亲的帮助下，我慢慢走出来了。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一年。
外公怕母亲一个寡妇带着孩子会被人欺负，又给母亲张罗了几次相亲，母亲也一一去看了。
但母亲还是黄花闺女时就被人嫌弃，现在带了我这个拖油瓶，又出过父亲那种惨剧，更没有好人家看得上，只有一些好色之徒特别起劲。
母亲也想找个依靠，每次相亲都去看。旁人颇有微词，觉得母亲看着柔弱心肠硬。
我理解母亲没有安全感，但也对母亲的做法很有意见。好在最后都没有下文，因为相亲对象基本都不诚心。
只有一个比较诚心的，我叫他张叔叔。他温和友善，和父亲气质很像；条件也不错，在镇上做粮油生意。
我对张叔叔的印象还可以，但母亲和他最终也没有下文。
相亲都失败了，骚扰母亲的却有不少。
有一天傍晚，母亲下了工带我回家，走在路上就被村上两个游手好闲的懒汉缠上了。
他们拦着母亲不让她走，母亲本就跛脚，也难以挣脱。
我拼命拉拽他们，却被一把推倒在地；我爬起来朝路上呼救，可是过路的人要么行色匆匆，要么看笑话。
我恨得要命，想去找卢警察又来不及，于是哭着一路跑回家，拿了把刀再赶过去，一心想杀了那两个人。
不过等我赶到时，母亲已经被人解救了。
还是陈殊。
他刚好路过，抬腿两脚把那两个懒汉踹到了水沟里。
陈殊替父亲解过围，也替母亲解过围，他看着坏，其实人还不错。
我本以为母亲会像在葬礼上一样，亲切地喊他「陈哥」，对他感激涕零，但母亲看也不看他，低着头整理好衣服，就带着我走了。
想想也是，陈殊踹人的模样多狠啊，看着就让人害怕。
或许母亲早就看穿了陈家父子的本质，不想和他们牵扯太多。若非不得已，她也不会去烟花厂打工。
烟花厂看着是个光鲜亮丽的地方，实际却没那么简单。
以前镇上就出过一件事，烟花厂一个工人莫名其妙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据说和厂方脱不开干系。
陈广、陈殊父子在当地势力很大。陈殊不光自己能打架，手下还豢养了一帮打手，没人敢惹他们。
陈殊出手相助，看似是好心帮忙，其实他只是喜欢看别人害怕他的样子罢了。
好在那之后，也没人敢欺负母亲了。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
那几年，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烟花厂乘着东风也扩张得很快。
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量每年倍数增长，厂房都来不及扩建。母亲和一众工人天天埋头在流水线，忙得不可开交。
陈广野心勃勃，生怕慢一步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于是抓紧时间调整战略；陈殊也经常出去考察市场，全国各地跑。
我们县城的主要产业是烟花，原本是烟花厂一家独大，其他都是小作坊。为了满足更大的市场需求，那两年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了更多的小作坊，没日没夜地开工，一刻也不愿意掉队。
看着热热闹闹，其实都是烟花厂扶持起来的，都为烟花厂打工。
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结果。
夏季炎热，生产烟花不安全，按照监管规定，夏季是必须停工的，烟花厂是大企业，肯定遵守规定。
但小作坊就不一定了，很多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更不会在乎那些条条框框。它们藏在山林里偷偷生产，监管部门找都找不到，自然没法管。
光是那一年夏天，我就听见山林里传来过三次爆炸声。每一次都让我一个激灵，浑身发抖。
烟花产量多了，又需要仓库存放，但仓库也来不及建。
所以烟花厂就租了很多村民家的自建房，改造后作为仓库。
烟花毕竟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存放在家里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没人愿意堆在自己家里。
但厂方带着打手上门谈生意，就没人敢说不愿意了，最后不光租了，租金还谈得很低。
隔壁男孩那一家，对着我们母女气势很足，一见厂里的人来就像鹌鹑一样，最后大半个房子都被迫当作仓库出租了。
我家房子盖得小，除了住处和一个地窖，再没有别的地方。地窖潮湿，肯定放不了烟花，所以我们勉强躲过一劫。
可是放眼整个小镇，这样做迟早会出事。
1998 年初，过年的那几天，隔壁传来一声炸响。
随后是那个男孩痛苦的哭嚎声。
他想去仓库里找个小型烟花玩，结果出了事故。
他一直说我父亲是小偷，还嘲笑我母亲是跛脚，结果他因为偷烟花被炸坏了左腿，也成了跛脚。
邻村也有几户人家出事，不是事故，而是烟花受潮。
厂方来取时发现货物毁了，不由分说就打人，打完人会赔医药费，但村民也得照价赔偿烟花钱。赔的烟花钱比拿到的医药费更多，最后就是人也伤了，钱也没了。
那一年，天空总是灰蒙蒙的。
烟花生产排出的废气污染了空气，烟花试放带来的烟尘也遮住了蓝天。
我走上街头，总能闻到一股火药味，既是字面意思，也有引申含义。
所有人都在烟花的爆炸声中提心吊胆着。
我曾问过卢警察，为什么世界变得这么可怕，烟花把我父亲炸死了，看起来也要把这个镇炸死了。
卢警察神情落寞，他说他只是个小警察，很多事他也无能为力。
他嘱咐我好好学习，考出大山去，带着母亲永远离开这里。
我们是能离开，可父亲只能永远留在这里了。
……
1998 年，我 7 岁，刚上小学一年级，距离考出大山还有很久的时间。
因为家里发生过太多事，我的性格发生了极大转变，不爱说话，又渴望别人找我说话，心理状态非常拧巴。
可是同学们都不愿意和我做朋友。
小镇就那么大，班上同学的父母都知道我家的事。他们觉得我家太复杂，就让自家孩子少和我来往。
有什么活动从来没人叫我一起，有零食分从来不会分到我头上。
我被同学们孤立了，在班上存在感很低，只是因为成绩好，偶尔会被老师提及。
晚上吃饭时，母亲做了我最爱的香葱炒蛋，可我闷闷不乐，没有胃口。
母亲问我发生什么了。
发生的事太多了，但又都是小事，我无从讲起，只好说，他们都不喜欢我。
母亲坐到我旁边，双手按在我的肩膀上。
她说：「他们的喜欢很重要吗？你就算再受欢迎也总有人不喜欢你，被一个人不喜欢和被一堆人不喜欢又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我们不在意的人。
「这些人，等你小学毕业了就会换一拨，初中毕业了又会换一拨，人的一生要换好几拨，只有真正重要的人才会留下来。不必太在意，现在有妈妈喜欢你就够了。」
母亲的目光很笃定，肩膀上传来的温度令人安心。她说得也有道理，但我还是听不进去。
真正身处那个环境，想要不在意是很难的，我不是个洒脱的人。
一个学期过去后，我原本只是不爱说话，最后直接变得孤僻了。
向外得不到回应，于是我开始向内求。
上课时，我经常走神，经常在想假如父亲还在该有多好。
于是又不自觉地回想起两年前的冬天，那场发生在烟花仓库的爆炸事故。
或许是当年受了太大刺激，身体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我淡忘了当年的感觉，不觉得那么痛苦了。
但有一种感觉与日俱增，我觉得我遗漏了什么重要的细节，就发生在 1996 年的爆炸前与爆炸后。
我不断回想，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越想不起来就越纠结，越要一直想，到最后都魔怔了。
有一段时间，我在家写作业时，总能听到家里有声音，悉悉索索的，好像哪里躲着人。
那声音既让我害怕，又让我好奇。我到处寻找声音来源，最后止步在我家地窖门口。
我家地窖是个很隐蔽的地方，我怀疑声音是从地窖出来的，可是我不敢打开那扇门。
我从小就害怕地窖，那里面很黑，是个幽闭的小空间，想想就让人喘不过气。
那种地方只能用来储存食物，怎么可能躲着人呢？
我听着那不知是现实还是幻觉的声音，终日惶惶不安。
母亲再一次发现我不对劲，问我怎么了。我如实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