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喜欢，管别人喜不喜欢？”陈宫不鸟我。
“你以后不要再把她往家里带了，这女的不是正经女的，太妖了。”
“要你管，房子是我俩租的，房租也是两人分摊的，我是出了钱了的。你说，我住我自己的屋，睡我自己的床，爱我自己的女人，我有什么错？冬瓜有什么错？我承认冬瓜很风骚，可这风骚是只对我一人的，你看不惯就闭上眼睛！自己没本事找女人，倒把火发到我身上来了，什么人这是？！”
我万万想不到这些话能从一向温文尔雅的陈宫嘴里说出来，我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推搡了他一把，我吐了狠话：“还钱！把以前借我的钱全还给我，少一个子都不行！以前我处处让着你，把你看作自己的死党、亲兄弟、好朋友、铁哥们，现在我算是看穿你了，你就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
陈宫被我一阵数落，尤其是我逼他还钱，他一下子泄气了，气鼓鼓把头扭向一边，背对着我。
我说：“陈宫你变了。”
陈宫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吕树你也变了。”
接连几天，我都没理陈宫，当然陈宫也不会理我，再过几天，陈宫一声不响地搬了出去，不再和我合租，也就是说，他不再拿我当哥们儿了。
第12章 同事张郎
对于陈宫的出走，我深感悲哀。我不是为我感到悲哀，也不是为陈宫感到悲哀，我是为这个时代感到悲哀。我觉得都是这个时代的错，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人，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太差劲了，造人能力太差了。
试问这世间还有温暖这个词吗？人和人之间全是因为利益关系而冲突，而连接，而维系。利益关系处理得恰当，人们就是父子、母女、父女、母子，就是朋友、亲戚、邻里、师生、夫妻，就是很多很多种人际关系。一旦利益关系处理不当，那么就会出现父子反脸、兄弟相残、六亲不认、妻离子散。等等等等。
当然，你也可以不信我这一套，并向我说教一些诸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的工人有力量之类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也不太相信自己，为何会冒出这么荒谬悲观的想法。于是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如陈宫所说，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只有不正常的人会对生活充满绝望，对未来缺乏信心。
我想我得去找心理医生咨询一下。
我去找了张郎。张郎是我玩的不错的一个同事，江西人，学历不高可是聪明绝顶。我刚认识他时，他还是一个普通作业员，两个月后升为助拉，一年后升为拉长。在我们厂，拉长也算个半大不小的官了，毕竟管着一条线五六十人呢。张郎戴上拉长袖章的第一天，请几个朋友吃了次饭，里面就有我。
酒桌上，张郎十分亢奋，几杯酒下肚，红光满面，大家都从他身上感染到了快乐的氛围。好象他当的不是一个工厂里的拉长，而是一个军队里的师长。张郎喝醉后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好好干，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只要肯吃苦，只要能挨骂，你会比我做得更出色。张郎的话戳到我的痛处，我这个人最怕受苦受累了，上班的时候想下班，下班以后就不想上班。
我幽了一默对张郎说：“我肯定会比你出色，我的色根本不用出，我本来就很色。”听了我的话，张郎笑得吐了酒。我掰着指头数了数，张郎算是我交往的猪朋狗友里官做得最大的一个，因为，其它人基本上都是最低层的普工，没有当主管的。
张郎长得很富态，一点都不具备江南水乡的那种秀气，他是个粗人，他很豪爽。说到豪爽，我马上联想到《水浒传》里的英雄们，我从小就喜欢豪爽的性格，遗憾的是却没有长成一个豪爽的人。或者说，没有人承认我是一个豪爽的人，比如陈宫，他把我对他的那种不求回报的帮助当成了理所应当，甚至有时候他还认为我贱，多作多情――我所做出的豪爽被扭曲成另外一番模样。这也是我感到悲哀的地方。
我跟张郎在一块几乎从不谈正经的东西，很少谈工作和家庭，我觉得这些东西索然无味，我觉得他也应该觉得。我们认为一切所谓正经的东西都是非常庸俗的东西。虽然我们本身就很庸俗。从另一方面说，也正是因为本身的庸俗，我们才僻庸俗而不谈。我们谈的大多是歪门邪道、道听途说，却都是我们认为很有趣的东西。
我们俩常常谈到笑得东倒西歪，笑到不得不中上每次谈话。我们谈论的话题通常有明星绯闻、三级影片、香烟牌子、古钱收藏、金庸小说、台湾收复、星际大战、灭蚊方法、深圳人口、童话大王、生化危机、避孕措施、天上人间、官场腐败……
张郎做了拉长后，也在“又一村”租了套房子，跟女朋友一块住。他的年岁比我大，不仅仅是看上去比我大，实际上也比我大。举凡在工厂里做了主管的人，一般都会显得比较老。按照一般人的说法，就是因为他们工作压力大。事实上也是如此。只是张郎打小就生得老相，比他小两岁的都管他叫大叔，每次逢年过节他回老家，村里的孩子们都缠着他要糖吃。
几次张郎跟我说到这儿，都会笑得不能自持，说：“其实我才是个孩子呢。”我说：“你叫我叔叔，我给你糖吃。”他说：“死去！”其实张郎也不过二十五六岁，却被长年累月的工作搞得像个三四十岁的老前辈，这实在是滑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