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服！小人甘服。”
于是郝成当堂替孙鸿书赔了礼。汤斌又忠告了他一番，劝他不可溺爱子女，否则将
来自讨苦吃。然后派礼房书办，领他去办捐款书院的手续。
“孙鸿书，”汤斌发落原告：“你的儿子资质过人，大堪造就。不妨到潼川书院去
读书，本道备文请潼川书院山长照料。你看如何？”
这还有什么话说？孙家父子二人欢天喜地磕了头，退下堂去。于是汤斌继续问案，
到了日中，几于积牍一清；留下两件案子，却必得找刑房书办来问。
“这件‘逃人’的案子，疑窦甚多，你可曾看出来？”汤斌在后堂叫了刑房书办去，
这样问说。
这件案子所牵涉的“逃人”，是清兵入关以后才有的名堂。满洲人从明朝万历年间
开始，就经常以骠悍的轻骑，任意打开长城一处“边墙”，长驱南下，由河北向山东大
肆掳掠；金银财宝以外，还掳了许多汉人，带到关外，充作奴隶，耕种畜牧，为主人生
产。等到“八旗”编成，有些奴隶编人军队，随同作战，身分提高了，虽然仍称为“包
衣”——满洲话的“家下人”，但独立生活，亦可做官。不曾编人军队，并无战功的，
依旧是“旗下家奴”，或者是准他自立门户，但仍为主人服役，身分待遇比平民低一等
的“另户”
在关外，这些人无处可逃，只好死心塌地为旗人作牛马；及至随军入关，或则不堪
虐待，或则思乡心切，纷纷逃亡。这一来，就损害了旗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京畿之地，
前明皇亲国戚的“赐田”，多为旗下贵人所占，称为“圈地”的大片庄园，正需家奴照
料，却忽而无人可用，更感恐慌。
因此，在顺治元年，就定下处置逃人的办法。一面在兵部设置“督捕侍郎”，四处
八方抓逃人；一面规定处罚逃人的律例——一这律例中最不公平的是，对“窝家”的罚
则，比对逃人本身来得重。最初定制：窝家正法；窝家左右的九家及甲长鞭一百，充军。
即使逃人又复归其主的，亦是如此；但后来发觉，这一来，逃人纵有复归之心，但以不
忍连累窝家，亦只好作罢，因而在顺治三年，改写“逃人自归者，窝逃之人及两邻流徙，
甲长并七家之人各鞭五十，该管官及乡约俱免罪。”但抓到逃人，窝家仍然处死，妻子
家产没官，出首的人得分一份。
这样立法的用意，是要使得窝家不敢窝藏逃人，逃人失所掩护，不能不复归原处。
至于逃人的罚则，抓到一次鞭一百，逃到第三次被捕，始行正法。同时地方官也有奖惩
条例，自然是有逃人者罚，抓到逃人者奖。
纵然是这样严酷的刑罚，依然不能制止逃人之风；而执行督捕的官员，伤心惨目，
魂梦不安，因此在上年有个有良心的督捕侍郎，上了一道奏疏。汤斌曾经读过好几遍：
窃思籍没非良法也！尝按律例，藉没止以处叛逆，而强盗已不预焉。独窝进律例竞
籍没，行之数年而未改，岂窝逃之罪，尤重于强盗乎？抑以初时，见逃人之多，故法不
得不严耳！今且十一年于兹，其民之死于法、死于牵连者，几数千百家，而究治愈为，
选者念多，其故何也？盖今日之选者与初时异，初时人自盛京而来，谁无父母妻子之思？
而为之家者，见骨肉乍归，谁无天性难割之情，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隐，选者为真选，
窝者为真窝。自投充之门开，而所逃者不皆“东人”；自“放假”之事，而逃者不尽私
往。甚有逃人乘机害本主，通同以居奇，变态多端，难以悉数，是逃者未必真逃，窝者
亦未必真窝也
此刻在汤斌手里的一件案子，就是“假逃”，作用是在勒索一家富户。
这一案中的主犯，名叫莫武成，他做旗下家奴是自愿的。满洲人由外带来的家奴，
称为“东人”；入关以后，自愿认旗人为主，名叫“投充”。最初是因为畿辅良田，尽
为满洲人所圈，贫苦小民，无依无靠，准予充满人为奴，代为耕作，吃一口苦饭。但从
来有些无赖，想利用新贵的权势，质身投靠，以旗下为护符，凌逼官府，鱼肉乡里；甚
至将他人的田产，冒充为自己的产业，献给满洲主人，这叫“带地投充”；其实是比强
盗还狠毒的强占豪夺。莫武成就是这样一个在保定府“带地投充”正蓝旗郑亲王府的坏
蛋。
这些“投充”的坏蛋，作恶的花样极多，最阴狠的一招，就是利用窝家治罪，重于
逃人的律例，勒索殷实巨户。如果原是相熟的亲友，自然“欲加之罪”，更为“有词”；
即今素昧平生，亦不妨托词投宿，等他一进了门，立刻便有人接踵而至，说他是逃人，
指那富户是穷家。这是杀头充军，家破人亡的罪名，被指为窝家的富户，自然害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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