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重新定了名次。上上第一名叫邵吴远，汤斌取在上上第二名。
名次定了，便得授官，由吏部议奏。由于旗籍大官，对此冷淡；而汉人中存着妒忌
之心的甚多，所以吏部不敢授以较好的职位，建议的办法，一共四条：
第一、有官者各照原任官衔。
第二、已中过进士、举人而未曾出仕，俱授职内阁中书。
第三、贡生、监生、布衣，俱授职翰林院待诏。
第四、未试而年老者，授职司经局正字。
这四条办法奏达御前，皇帝颇为不满；诏谕煌煌，数百年未曾举行的盛典，落得这
样的结果，何足为征士之荣，更失朝廷礼贤尊士的原意。因此召见有关大臣，面谕“再
议”。
于是再次商酌，尽翻前议，齐人翰林，一等第一名邵吴远授职读翰林院侍讲；以下
汤斌、吴来泰、施闰章授职翰林院侍讲，此外援职为翰林院编修的十八人，授职为翰林
院检讨的二十八人，合计五十名。另外来试而年老者，俱授职为内阁中书，准予回籍。
点翰林是好难的事，三考出身，御笔亲点；十年寒窗的辛苦，未见得能够如愿，而
五十征士，凭一赋一诗，半天的工夫，就能高坐清秘堂上，这就更使得未曾被荐的人，
既妒且恨了。
于是这五十新贵，被称为“野翰林”，而且有一首七律，流传众口，讥嘲李囗、杜
立德、冯溥、叶方蔼四主司外，当然也要攻击“野翰林”：
自古文人推李杜，如今李杜亦希奇、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宿构零
軿衡玉赋，失黏落韵省耕诗。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
在这五十征士中，尤其为人所妒的是“四布衣”；只是入史馆的只有三个，李因笃
坚决“告终养”，得能如愿，回乡侍母。
不愿受职的，也还有得是，其中有一个叫孙枝蔚，当他被荐时，以年老为借口，请
求免试；吏部官员说他不老。到了授职那天，那官员看他须眉皆白，便笑着说道：“孙
先生老了！”
“我不老。”
“须眉庞然，怎说不老？”
“我四十岁就是如此。”孙枝蔚大发脾气，“我要求免试，你们说不老；现在又说
我老了！老了不能做官，连辞官都不可以。这叫什么话？”
吏部官员唯有笑着道歉，而孙枝蔚亦终于带着内阁中书的街头，回到家乡。临行之
前，做了一首诗：
一官如宠鹤，万里本浮鸥。献赋曾非晏，童年况异刘。山人今上路，小妇免登楼。
临水看蝌蚪，惟添错字愁。
这些逸事妙闻，或者讥刺的诗文，对汤斌都不发生影响；得官不足为喜，令他兴奋
的是，明史终于要开馆纂修了。
修明史开馆，以内阁学士徐元文为监修，翰林掌院叶方蔼、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
五十弘博及右庶子卢传等十六人为纂修。于是搜集史料、订定体例，积极展开了记录一
代兴亡、以为鉴戒的史学大业。
史馆中最起劲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彝尊，连上总裁好几封信，谈体例、谈史料、
谈前朝公案的真相和是非，议论侃侃，锋芒毕露，颇道同事的妒忌。再一个就是汤斌，
他的议论平实，作了一篇《明史凡例议》，认为官吏“纪、传、表、志”四大部分，
“必君临天下方称纪，则系统分明”，因此，明太祖长子，被立为太子的朱标，虽被建
文帝尊为“兴宗”，当称为“懿文太子”；世宗人承大统，追尊本生父为“睿宗”，仍
当称为“兴献王”，因为这两“宗”，实际上不曾做过一天皇帝。
当时引起争议最烈的是，立不立“道学传”？有人主张照宋史体例，“将明儒学术
醇正，与程朱吻合者，编为‘道学传’”，这是存着门户之见，意在贬斥王阳明一派；
汤斌不以为然，但在体例中的议论。却并无成见，只说如立“道学传”，应该如何；不
立“道学传”，只立“儒林传”又应该如何？最后当争议得相持不下时，汤斌提出了黄
宗羲的一封信，方始定议。
黄宗羲的那封信，解释“儒”之一字，与圣贤并称，他说：“统天地人曰儒，以鲁
国而止儒一人，”这是指孔子；所以“儒之名目，原目不轻。儒者成德之名，犹之曰贤
曰圣也。”而“道学者，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换句话说，“道学”是个虚泛笼统
的名词，与“儒”的成为一种“成德”的尊称不同。“以道为学”，不过表示有志于道，
并不能显示出此人在学术上有何成就；好比有志做圣贤，究竟不是圣贤。所以“道学”
不可以作史传的篇名，否则，就是“欲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元朝修宋史特立“道
学传”，是元人之陋，不足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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