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格莫洛夫一方面担心中国的妥协会导致日军对苏联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国力太弱，在日德联合进攻苏联时，中国不能起什么作用。因此在会谈中，鲍格莫洛夫既表示愿意中苏友好，又表现出不太迫切，不太积极的态度。
这样，双方各有算盘，互不信任。虽然双方都愿意中苏友好，但会谈却没有什么积极成果。谈判是停了又谈，谈了又停，秘密进行了半年多。
这种马拉松式的谈判起初蒋介石还颇为支持。随着日军在华北活动越来越猖撅，蒋介石压力越来越大。
一夭，蒋介石把陈立夫叫到自己的官邸里，和陈商量谈判事人陈立夫提出：“日人越来越嚣张，我们应加快对苏交涉的步子，打破僵局，争取能在短时期内建立中苏合作关系。这样，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出苏联这张牌来警告日本人”。
蒋介石采纳了陈立夫的建议，决定自己亲自出面，打破僵局。
1935年10月，南京孔祥熙官邸灯火通明，但却静得出奇。客厅里只有蒋介石、陈立夫、鲍格莫洛夫等人在会谈。
在会谈中，蒋介石表示目前的僵局均不利于双方。中苏应尽快改善关系，共同对日。为了打消鲍格莫洛夫的疑虑，蒋介石又保证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日本签订反苏的军事协定。
蒋介石的态度感染了鲍格莫洛夫，鲍格莫洛夫也提出了一个积极建议：“南京国民政府最好派一名高级官员访问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会谈。”
蒋介石接受了鲍的建议，并选中了陈立夫为出访莫斯科的人选。
12月24日夜，上海码头。热闹了一天的码头，此刻却有些冷清了。
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悄悄地登上了一艘名为“朴次丹号”的德国邮船，准备先到柏林，再由柏林转赴莫斯科。与他随行的有特工总部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张冲、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
邮船离开码头后，很快便驶入了辽阔的大海，海上没有什么大风浪，邮船平静地驶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船上其他的旅客都睡着了，而住在一等舱里的陈立夫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这一夜，他反复思考了许多问题。他想，到莫斯科后，将与斯大林谈判，听说斯大林意志刚强、办事独断专行，目己该怎样与这样的对手谈判呢？如果谈判成功，将会开创怎样一个新局面呢？万一失败，后果又将会怎样呢？他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想到这里，陈立夫有些惶恐不安了。他再也躺不下去了，从床上爬起来后，走出了舱门，来到甲板上。
此时天已经快亮了。一轮红日正在水天交接的远方跳动着，大海满是金光。陈立夫倚着船舷，迎着拂面而来的海风，顿觉清新，刚才的惶恐不安也不见了。他想：事之至此，已不能顾虑过多，自己唯有努力向前。能否成功，那就听天由命吧。想到这里，陈立夫不觉脱口吟出了一句屈原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经过几十天的航行，船到了德国。陈立夫、张冲、程天放下船之后，即赶到了柏林。蒋介石从国内来电，指示陈立夫、张冲暂时停在柏林，等候命令。
等待是难熬的，陈立夫、张冲在柏林，一等就是两个多月。陈、张由于此行秘密，并不敢在柏林公开活动，只是利用一些有利时机，与德国朝野进行暗中接触，从中摸取苏联对中国的态度。
两个多月之后，盼着尽快东行的陈立夫忽然接到蒋介石从国内来的急电，命令他立即取消赴苏计划，迅速返回，不得有误。
陈立夫一时摸不着头脑，但蒋委员长的指示他是不敢违背。何况赴莫斯科谈判是否成功尚是个未知数，取消此行对于他来说反而是替他解下了包袱。因此，在接到急电之后，随即收拾行李，与张冲一起，打道回国了。
等陈立夫回到国内，他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当陈立夫离开南京去上海乘船时，日本方面很快就知道他要去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为了阻止中苏谈判，日本一方面在外放出“陈立夫去苏俄”的空气，挑动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和顽固分子来质问蒋介石；另一方面，日本又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如果不取消这次谈判，日本将采取“有力措施”。
日本人的招术果然奏效。因为陈立夫赴莫斯科谈判，从头到尾都是蒋介石一人在幕后操纵，极为秘密，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中的许多要人都不知此事。如此重大国策，却瞒着政府，当然就有许多人对蒋介石不满了。而蒋介石此时对中苏关系也做了错误分析，他认为：“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人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日俄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蒋介石认为直接与苏联进行高级会谈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匆匆行事，到时机密泄露，将使中国陷入难堪境地。因此，蒋介石一纸电令，召回了陈立夫。
“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成了第一位的矛盾，掉转枪口，一致对外成了有识之士的共识。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联合老对手——共产党一致抗日的问题了。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是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1934年的蒋介石做如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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