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勃的、年轻的蒋介石将军手里。事实证明，蒋介石是个既残忍又很有力的领导人，
他发动战争，要粉碎曾同政府结成不稳定联盟的共产党派系。蒋介石决定把各省的
军阀置于他的国民党的统辖之下，他于一九二七年把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到长江下
游的南京。接着，他出动国民党军队进行“北伐”，次年到达北京。这促使美国承
认中华民国的权力扩张，并促使苏联增加了支持。
由于华盛顿公开鼓励蒋介石的“反帝运动”，东京火冒三丈。美国被指责违反
四国公约，因为国民党军队向北进军，被看作是威胁日本在满洲的广泛的经济和工
业利益。这引起军事官僚集团的不安，因为明治宪法已经授予他们统管陆海军和保
卫国家安全的不可侵犯的最高权力。在一九三○年伦敦海军会议期间，政府中的稳
健派文官同军人领导集团间日益加深的分歧进一步激化了。海军十年不造主力舰的
期限就要结束，日本帝国海军想把它的战列舰增加百分之十。美国舰队的力量甚至
已经低于五比五比三的比例，它不想让日本在太平洋获得优势，因而不仅抵制日本
的这种要求，而且想把对主力舰的限制扩大到包括巡洋舰在内。英国认为巡洋舰是保
卫大英帝国的必不可少的战舰，它在华盛顿会议上力主把巡洋舰排除在外，十年后
仍不愿意作出让步。但是，由于在日益严重的经济萧条中竭力维持生存的工党大刀
阔斧地削减皇家海军的经费，英国再次站到了美国一边。虽然海军将领野村吉三郎
率领的日本代表团离开伦敦时实际上同意的是巡洋舰对美七比十的比例，但是，东
京的以文官为主的内阁却因放弃了扩建战列舰的计划而在武装部队面前丢了面子。
温斯顿·丘吉尔认为，伦敦海军会议是“西方世界踢开一个亚洲强国”的又一个实
例，日本军方对此的反应是迅速的。帝国海军的青年军官们怒不可遏，群起反对，
他们指责政治家们出卖了国家。十一月十四日，滨口雄幸首相在东京火车站遭枪击。
虽然大手术救了他的命，但是在这次谋刺事件后，陆军和反对国会的爱国团体又连
续策划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日本的民主现在面临着严重考验。病弱的滨口雄幸领导的内阁四月份被迫下台，
但是摆在新首相若槻礼次郎——他是出席前不久的伦敦会议的日方首席代表——面
前的也是一条崎岖的道路。随着那年夏天关东军守卫的满洲铁路沿线事件逐步升级，
显然，东京很快就控制不住关东军刚愎自用的将领们了。三年前，为了实现把满洲
变成日本的卫星国的目标，关东军炸毁了年高德劭的张作霖大帅的专列，除掉了这
位看来要转而效忠国民党事业的中国军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关东军实施了
他们接管满洲的计划的最后一步，那一天，他们以奉天郊外的铁轨又被炸毁为借口，
出动军队在满洲全境追击“中国匪徒”。征服满洲的序幕一拉开，立即博得了右翼
分子，陆军中的“北进派”以及以樱会为首的一些颇有势力的爱国团体的喝采。若
椒礼次郎内阁不得不电告关东军的将领们“防止鲁莽行动”，并圆满答复国际上异
口同声的强烈抗议。国务卿史汀生认识到，如果日本不遵守它在九国公约中承担的
义务，整个华盛顿条约系统就会崩溃。他敦促美国率先用实际制裁的办法威胁日本，
“如果我们屈从，听任他们把它们（华盛顿条约系统）视为一堆废纸，那将一事无
成，和平运动的前景晚会遭到长期无法恢复的打击。”
胡佛总统虽然本人就是个老中国通，并且同样决心“维护国际生活的基本道德
准则”，但担心实行制裁会导致战争。总统认为，史汀生提出的禁运石油和禁止通
商的建议，就象是“用针刺老虎”。他担心他的国务卿“更象个勇士而不是个外交
官”。由于“美国从来就不打算使用武力维护各国间的和平”，胡佛没有采取制裁
行动，也不愿支持英国和法国通过国际联盟对侵略者施加压力，但尽管如此，陆军
部长赫尔利还是争辩说，日本只懂得武力。满洲危机不得不靠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
约来解决，因为它们是“唯一合乎道德规范的公约”。但是，总统还是认识到，美
国必须寻找一种办法来履行它的条约义务，恰如其分地对日本进行“道义上的谴责”。
到了十二月，胡佛和史汀生断定，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出路，是宣布邀请国联同美
国一起拒绝承认“侵略的产物”。这种立场的弱点不言自明，而胡佛对他的内阁成
员们说：“不承认不一定会制止侵略，但承认就等于是无保留地认可侵略。”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国带头采取了行动——公布了史汀生的“不承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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