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态度和赫鲁晓夫一样?”贺龙急切地问。
“我们在国内问题上有分歧，在对中国的问题上没有分歧。”
当晚会议进行到深夜三点钟，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回到列宁山宾馆，两人表情严肃，心情沉重。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贺老总，你看是不是我们有些话还没有说到啊!没有把道理讲明白。”
“我看你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他硬是不听，你有啥子办法呢?”
“我们还要努力，哪怕还有一点希望也要争取。”
贺龙望着周恩来欲言又止。
1964年11月7日，在苏联十月革命节国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去了，你们也可以把毛泽东搞下去嘛!”贺龙一听火冒三丈，马上向总理作了汇报。
周总理义正辞严地对勃列日涅夫说：“刚才你们的国防部长，讲的这些话，已经严重地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这是不是苏共中央的真实态度?”
“不，不是的，这是一场误会，不是苏共中央的意见。”柯西金解释说。
“这是对中国党的严重的挑衅！”
勃列日涅夫见事要闹大，硬着头皮向周恩来道歉：“对不起，马林诺夫斯基同志他已经喝醉了!”
由于这次事件，苏联把矛头对向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所以会谈已经根本无法进行了。
此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终于爆发了边界争端。
第五章
中国进行核实弹发射，勃列日涅夫大惊失色。塔斯社声明：对中国两江上
600个岛屿拥有主权。中苏边界战争一触即发
一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一举打破了美苏核垄断的地位，但是这颗原子弹是采用地爆方式，即在地面上200米高的铁塔上进行试验的，这对于精确地测量核弹爆炸当量，检验核弹杀伤力以及实际使用和运载，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中国也许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飞机投掷原子弹的试验，在这几年里中苏关系会日趋紧张，苏联将会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掌握原子弹的实际应用之前，对中国进行首次核打击。因此能否尽快地完成原子弹的使用，已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命运。
1965年春节刚过，北京仍是寒风料峭，路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欢快气氛中，空军司令部礼堂里坐满了人。当空军司令员宣布，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进行飞机投掷空爆试验，空军党委确定以李源一、于福海为主组成空投机组的命令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965年5月14日8时13分30秒，一架中国最先进的喷气式轰炸机直插万米高空，飞机穿过云层，高速向中国西部某试验场区飞去。
驾驶这架飞机的机组人员是：
第一飞行员兼机长李源一，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讯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第一领航员于福海担负着直接瞄准和投掷核弹的任务。
引擎轰鸣，飞机的弹舱内挂着那颗乳白色的球体，中国第一颗空爆原子弹，机组人员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和紧张。此时，北京周恩来总理正守在电话机旁，指挥部里张爱萍上将也在紧张地等候着消息。
指挥部得到报告，今天的气象条件不是很好，高空气流很不稳定，机组能否准确地将实弹投中靶心，并在火光四射，烟云升腾的一瞬间，飞离危险空域，人人都捏着一把汗。
这个“第一”，究竟包含着多少风险，一时没有人能说清楚，机组人员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感到的是巨大的责任。
空投原子弹在我国是首次。在此之前，轰炸机部队投的是航空炸弹，投在靶心200米之内就可以打满分了，可是投原子弹要求就不一样了，因为在靶标的周围每隔一定的距离都修建了房屋、铁路、桥梁、地下工事，并放置了飞机、坦克、火炮、舰艇和各种动物，组成了效应物群用来检验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污染等杀伤力。如果空投不准，许多科学数据将无法获得。因此，命中目标，成了核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在一万米的高空上，从瞄准具里看靶标，只有五分钱硬币那么大，飞机的速度是每秒二百多米，天上失毫厘，地上差千米，其难度可想而知。
航程已过大半，云海渐渐散去，阳光缕缕透过薄云照得机翼银光闪闪，飞机已临近靶区，只见碧空如洗，天明如镜，气象条件非常理想。
“发现靶标。”于福海从瞄准具里看到了五分钱大小的靶标，他迅速计算出了投弹诸元，与机长李源一商定，爆炸“零”时定为十点整。
“速度好，偏流对飞机平稳。”李源一向机组报告情况。
“航向高度准确。”刘景新紧接着报告。
“我的计算与于福海结果一致，产品温度正常，设备良好。”张公祥报告。
六人浑然一体，一切按既定程序配合得天衣无缝。
通讯员孙兴富向指挥部请求：“要求进入靶区，实施投弹。”
指挥部里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望着张爱萍上将，他此时显得异常镇定，沉着地下达了命令：“进入靶区，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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