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采当然清楚，20年的孤立、封锁、猜疑和忌恨，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干净的。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前进，深怕跌进阴谋的陷井，受到对方暗箭的杀伤。
让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消除对立，建立起信任、谅解、宽容和友谊，这需要时间。
在职权所能的范围内，周恩来早就默默地做了。
七月初，广东抓获了两名乘游艇侵犯我国领海的美国人，周恩采马上指示，在没有搞清楚真实情况之前，不要在报纸上大肆渲染，更不要随随便便给人家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现在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这种决定很正常。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内有点海外关系的人几乎统统被当做“间谍”“奸细”给予了批斗、劳改、流放。更柯况是两位真正的“海外来客”呢！
广东省公安厅在周恩来直接过问下，很快把情况查清楚了。这两个人是暑假来香港旅游的美国大学生，因迷失方向误入中国领海。船上没有窃听器、发报机，不像是间谍。而且两人态度很好，承认误入领海，并写下字据。
7月23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签字“立即放人”。
7月24日，两个美国大学生像一对胜利归来的探险家，通过罗湖桥到达了香港。
他俩立刻成了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
美国得到这个消息后，国务院立刻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这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双方进行的第一次奥妙而无声的对话。
双方都似乎知道对方要说什么。但都没有说。
双方庆幸的是：各自都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周恩来受到了鼓舞，这是可喜的第一步。他正准备迈出第二步，第三步……苏联却同中国摊牌了。
如果一旦真的爆发了核战争，周恩来将会有一种大志未酬的遗憾。
熊向晖疑惑地：“……《华盛顿明星报》是一份不太重要的民间报纸，不受官方的控制，它说的话究竟有几分真实性?会不会是美国又在玩弄什么花招，给我们制造惊慌和混乱呢?”
叶剑英凝重地：“根据各方面的情报综合分析，我认为这条消息不是空穴来风。苏军的地面进攻并不十分可怕。尽管他们有百万大军，近万辆坦克，但要对我们打一场进攻战，他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因此，打核战争，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我们应该考虑最坏的情况，立足于打核战争。”
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我同意叶帅的意见，那篇报纸的消息也许只有百分之一的准确性，我们却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准备。苏联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打一场核战争，我看没必要花费太大的时间去讨论，当务之急，是研究一套战争一旦发生的行动方案。中央领导机关如何撤离?重要城市和工厂如何防护?我们的导弹发射基地和核试验场采取什么应对措施?这些需要马上解决。”
聂荣臻摊开一张大比例的亚洲地图，指点着说：“我想，所谓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是指对我国的部分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或摘除式的打击。通过一次或数次的攻击，使我国的这些重要器官丧失功能或完全死亡。
“我认为苏军首批实施核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我国的西昌、酒泉、罗布泊等核导弹基地，以及北京和东北的重要工业城市。
“我们的应对措施，城市应以疏散、隐蔽和防护为主。苏军的SS系列中程巡航导弹，时速约8000公里，每秒种的飞行速度为136—145公里之间。如果苏军从远东军区的赤塔或扎维塔亚进行发行的话，飞临哈尔滨、长春、鞍山等城市的上空需用时3分一6分钟。飞临北京大约10分钟左右。如苏军在蒙古巴拉巴什进行发射的话，到北京上空用时6分35秒。扣除雷达发现用时和警报传送的时间，从警报响起到核弹爆炸，北京的准备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而东北各城市的躲避时间就会更少。
“根据二次大战时广岛、长崎的经验，地下掩体、防空洞，对于减少人员伤亡具有重大意义。现在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让这些城市迅速挖掘防空掩体，同时在全民中广泛进行防止光幅射、核污染的应急练习。当然这种训练应当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情况的紧急只需要领导知道就可以了，切实避免谣言流传，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动乱和不安……”
熊向晖极其认真地做着会议纪录?他知道自己将根据这些元帅的见解，起草一份事关国家安危的文件，任何微小细节的遗漏，都可能造成巨大的危害。
周恩来一边认真倾听着，一边将一些要点纪录在笔记本上。核战争，这是一个陌生而又无法捉摸的课题。他知道自己将有许多工作急待去做，从现在开始，他准备以分钟为单位来安排每天的日程表了。
作为中国导弹部队之父的聂荣臻元帅，他的发言自然极有分量。
“鉴于北京警报后准备时间较短的状况，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一些老同志建议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九、十两月应该暂时离开北京，到江浙一带视察指导工作。苏军即使向这一带发射导弹，警报后时间较长，有利于采取防范措施。”……
这一点很重要，务必让主席离开北京。周恩来在这句话下面划了两条警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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